Abigail Marsh Says Brain Scans Fall Short in Diagnosing Disorders, While Psychopathic Traits Can Improve

Abigail Marsh Says Brain Scans Fall Short in Diagnosing Disorders, While Psychopathic Traits Can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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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Editor 01
2026-07-05 23:45:12
Psychology professor Abigail Marsh argues current brain scan tools like fMRI cannot accurately diagnose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while psychopathic traits are more treatable than commonly believed. She also highlights cognitive diversity, psychosis, and the social costs of misunderstanding mental health.

在一场围绕心理学、神经科学与社会认知的访谈中,乔治城大学心理学系及跨学科神经科学项目教授 Abigail Marsh 对当前脑科学研究中的多个热门议题作出回应。她指出,外界常被寄予厚望的脑部扫描技术,尤其是fMRI,在心理障碍诊断上的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同时,公众与临床实践中对“精神病态”是否可治疗的悲观判断,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夸大。

脑成像技术仍难承担“精准诊断”任务

Marsh 强调,当前常见的脑扫描方法并不能直接测量神经元活动。以 MRI 或 fMRI 为例,其核心更多是观察脑部血流变化,而非直接捕捉神经元放电本身。因此,如果将这类成像结果直接用于心理障碍的个体化诊断,容易高估技术能力。

她进一步指出,这些工具同样难以完整反映神经递质系统的变化,例如多巴胺血清素等关键机制并不能被现有扫描方式充分刻画。换言之,研究者虽然能够看到部分脑区在任务中的激活差异,但距离真正理解复杂心理疾病的生物学基础,仍有显著距离。对于神经科学产业、医疗科技公司以及依赖“脑科学概念”包装的商业叙事而言,这一判断也提醒市场应避免对现阶段技术形成过度预期。

“精神病态”并非注定无法改变

在访谈中,Marsh 对精神病态特质的可塑性给出了相对明确的态度:相关特质可以改变,也可以改善。她认为,社会上长期存在一种“毫无治疗希望”的悲观论调,但从现有证据看,这种悲观并没有充足依据。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指出现实中的问题并不只是“疗法不足”,还在于很多时候社会和临床系统并没有真正积极尝试去治疗。换句话说,关于精神病态不可治疗的印象,某种程度上也来自实践层面的忽视与放弃,而不完全是科学证据本身的结论。Marsh 认为,一旦真正尝试干预,治疗往往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这一观点对公共卫生和心理健康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它意味着,对于高风险人格特征或行为问题,社会资源配置不应停留在标签化和隔离化层面,而应更多转向早期识别、持续干预和长期支持。对于医疗创新、数字疗法及神经精神健康赛道而言,这也可能意味着未来仍有较大的研究与应用空间。

认知多样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

Marsh 还谈到一个更具社会性的议题:认知多样性。她表示,那些处于认知特征分布“两端”的人,无论是自闭症谱系个体,还是具备高度特殊认知能力的人,往往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某种程度的“伪装”或“掩饰”,以便更贴近主流社会的行为期待。

这种现象反映出,社会运行往往以“中间值”为默认标准,而非常态化地接纳差异。对于不少人来说,融入群体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需要持续消耗注意力与心理能量去调整自身表达、互动方式与情绪反应。Marsh 的观点提醒外界,心理健康讨论不应只聚焦“疾病”,还应重视那些不完全符合主流规范的认知类型如何被社会制度接纳。

精神病性障碍背后的神经机制更复杂

谈及精神病性障碍时,Marsh 认为,这类人群往往存在较为广泛的脑内“连接或布线问题”,尤其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更为明显。她指出,这些个体常常难以进行有效的现实检验,也难以筛除与当前情境无关的杂乱思绪,从而影响推理连贯性。

从神经科学角度看,这意味着相关障碍并不只是情绪波动或简单的认知偏差,而是涉及更广泛的信息整合与监控机制问题。也正因如此,社会在面对精神病性症状、妄想或极端信念时,若仅以道德判断或意志薄弱进行解释,往往会忽视其背后的生物学与认知基础。

极端信念与“拯救世界”式自我叙事

Marsh 还提到,一些深陷阴谋论或被监视、被针对叙事的人,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在制造麻烦,反而常常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阻止灾难、拯救世界。这种心理机制的复杂之处在于,外界看到的是荒诞,但当事人体验到的却可能是高度一致且强烈的使命感。

这一观察有助于理解为何极端信念往往难以通过简单辩论被纠正。因为问题不只是信息真假,还涉及个体如何组织现实、确认自我角色,以及如何在混乱世界中寻找因果解释。对于平台治理、内容审核和公共传播而言,这意味着单纯依赖“事实核查”未必足够,社会还需要更细致的心理支持与风险沟通机制。

“Psychopath”是科学术语,“Sociopath”更多是流行说法

在术语使用上,Marsh 明确表示,“psychopath”或“psychopathic”目前已是科学研究中更被接受的表述,并拥有相对明确的评估框架;相比之下,“sociopath”更多只是媒体、影视作品和大众文化中流行的口语化说法。这一区别对于公众理解心理学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流行文化往往会放大污名和误解,削弱对真实临床问题的认识。

美国利他行为水平较高的观察

除病理研究外,Marsh 也提到一个较少被注意的现象:如果以可测量的利他行为来看,美国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她指出,尽管美国在整体幸福感等指标上并非始终位居最高,但在利他行为维度上,表现相当突出。这也与她长期研究“极端利他主义”与恐惧加工机制的学术背景相呼应。

总体来看,这场访谈传递出的核心信息是:当前神经成像技术仍不足以承担心理障碍的精准诊断重任;与此同时,诸如精神病态等长期被视为“难以改变”的特质,并非完全不可干预。对科研界而言,这意味着技术进步仍需时间;对市场而言,则提示神经科技和心理健康赛道既存在长期机会,也伴随着明显的认知偏差风险。未来,谁能在严谨科学、临床可行性与社会包容之间找到平衡,谁就更有可能推动这一领域真正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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