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前经济顾问瑞安·卡明斯和贾里德·伯恩斯坦近日在《纽约时报》发文，将比特币价格从2025年高点回落归咎于加密货币“内在缺陷”，并为其任内的监管政策辩护。然而，加密行业和多位政策分析师指出，这篇评论存在严重的选择性记忆：拜登时代的加密政策并非合理的监管框架，而是一场“以敌对为基调的监管战争”。
FTX与被忽视的监管失职
卡明斯和伯恩斯坦声称，拜登政府通过“越来越激进的监管努力来遏制诈骗和欺诈”。但事实是，在其任期内，FTX交易所发展到了巨大规模。其创始人Sam Bankman-Fried是民主党主要捐赠人，曾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加里·根斯勒等高级官员会面，而当时他正运营着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之一。业内批评，拜登政府的“执法式监管”（regulation-by-enforcement）策略产生了反效果：合规、重视法律的公司被驱离美国或被迫关门，消费者受损，创新被扼杀，而像Bankman-Fried这样善于政治游戏的欺诈者却在混乱中茁壮成长。当政府拒绝制定明确规则时，唯一受益的就是从未打算遵守规则的人。
“Chokepoint 2.0”：系统性去银行化
文章还刻意忽略了拜登时代最令人不安的事件之一：“Operation Chokepoint 2.0”。在联邦监管机构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性地拒绝为合法加密企业提供服务，切断它们与金融体系的联系，且未经正当程序、正式规则制定或立法授权。这场去银行化运动波及了大量普通个人和小型企业，他们正是因为传统银行系统长期服务不足才转向加密货币。拜登政府的做法切断了消费者参与金融体系的工具，却未经过任何民主程序（如通知与评论规则制定）。
技术实际应用被低估
卡明斯和伯恩斯坦将加密货币贬低为“一个极其缓慢且昂贵的数据库”，并称其“几乎没有实际用途”。他们承认加密货币可用于国际汇款，但轻描淡写地认为这微不足道。然而，全球汇款平均费率接近6.5%，每年让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损失数十亿美元。基于区块链网络的稳定币可以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完成相同转账，对发展中国家家庭来说是立竿见影的实质性财务改善。此外，富达、摩根大通、贝莱德、纽约梅隆银行、摩根士丹利、Visa、万事达、Meta、Stripe、Block Inc.和富兰克林坦伯顿等全球巨头正在积极构建区块链基础设施。所谓“没有大型科技公司使用这项技术”的说法完全错误。
价格波动与技术价值
文章以比特币价格下跌为切入点。业内指出，用短期价格波动来否定整个资产类别是非分析性且不严肃的。亚马逊股票在互联网泡沫破灭时从高点下跌了94%，按照同样的标准，它也早该被视为“本质上毫无价值”。波动性是新兴市场的特征，而非无价值的证据。比特币网络虽然速度较慢，但以其安全性著称——外部者或中介无法否决或撤销点对点交易，不能单方面扣押用户资金或篡改分布式账本。这正是其在许多政府针对公民的领域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同时，其他区块链网络能以极快速度处理支付。
政治捐款的双重标准
文章大量篇幅用于指责加密行业的政治捐款，暗示腐败。业内反驳：一个行业通过政治参与争取有利监管，这本身并不比美国经济中任何其他部门更腐败。加密行业在被监管机构拒绝公平听证后，转向政治程序是最后的求助手段，这是美国民主的基石。如果政治支出有问题，作者或许应该先审视自己阵营——在拜登政府期间，Bankman-Fried的捐款绝大部分流向了民主党。
市场影响：美国创新外流与监管不确定性
拜登政府错失了将美国确立为数字资产全球领导者的历史性机遇。它没有制定清晰、公平的规则，反而将银行体系武器化攻击合法产业，造成了创新、消费者保护和美国加密生态系统的三输局面。这种“敌意监管”的后果是，大量人才和资本流向海外（如新加坡、阿联酋、欧洲），美国在全球加密市场中的竞争力下降。市场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投资者信心受挫。如今，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比特币储备和稳定币立法提案，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但积重难返。业内呼吁，监管应回归基于风险、促进创新的路径，而非基于意识形态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