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米歇尔·鲍曼近日表示，过去十余年金融危机后的银行监管改革，正在产生一个值得警惕的副作用：企业贷款业务正不断从受严格监管的银行体系流向私募信贷基金及其他非银贷款机构。她在5月8日出席胡佛研究所活动时，用“挤压水球”的比喻形容这一变化——监管在银行一侧施压，信贷活动便从另一侧鼓起，转移到监管边界之外。
从数据来看，这一趋势已相当明显。2015年，银行持有企业贷款市场的48%；到2025年，这一比例已降至29%。鲍曼指出，减少的份额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了监管约束更少的私募信贷基金和其他非银行放贷主体手中。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意味着风险并没有被消除，而是被重新分配到了更难监测的领域。
巴塞尔III如何改变企业贷款格局
鲍曼将问题的核心指向金融危机后全球实施的巴塞尔III监管框架。该框架旨在通过提高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来增强银行稳健性，避免2008年式的系统性危机重演。然而，她认为，现行规则在提升银行安全性的同时，也显著提高了银行直接持有企业贷款的成本。
具体而言，银行每向企业发放一笔贷款，就需要按照监管要求配置更多资本作为缓冲。这会直接压缩贷款业务的盈利空间，尤其是对中型企业贷款等资本占用较高的资产类别更为明显。鲍曼强调，现行规则下，银行向私募信贷基金放贷所面临的资本待遇，反而可能优于银行直接向企业提供同类贷款。这就形成了明显的激励扭曲：银行更愿意通过基金间接承担风险，而不是直接向实体企业放贷。
换句话说，同样是为一家中型制造企业提供融资，如果银行直接放贷，监管成本可能更高；如果银行把钱借给私募基金，再由后者向该企业放贷，资本占用却可能更“划算”。这种制度设计上的差异，正在重塑企业融资链条。
非银贷款机构为何持续扩张
鲍曼认为，银行体系内的信贷活动至少处于监管部门的可视范围内。美联储及其他机构可以进行压力测试、持续审查资产质量，并在问题恶化前介入。但当贷款活动迁移至私募基金、私人信贷平台等非银机构后，监管可见性显著下降。
这些机构通常不受与银行同等强度的资本约束、压力测试和信息披露要求约束，也不完全处于传统审慎监管框架之内。结果是，金融体系中的风险承担没有减少，只是从“透明且可干预”的区域，转移到了“透明度更低、监管触角更弱”的区域。鲍曼将其描述为一种“出于善意却带来意外后果”的改革结果。
鲍曼主张如何调整监管框架
在她看来，问题并非企业融资需求本身出现失衡，而是监管规则在风险计量上存在偏差。因此，她提出应重新校准巴塞尔III下的资本要求，使其更准确反映不同贷款资产的实际风险，而不是对银行直接企业贷款施加相对不利的资本惩罚。
更具体地说，这涉及对风险权重进行调整。风险权重决定了银行针对某类资产需要持有多少资本。如果一笔面向资质良好企业的直接贷款，与一笔投向私募基金、而该基金最终又贷给同一家企业的融资，在现实风险上并无明显差别，那么两者的监管资本待遇也应更加接近。鲍曼认为，美联储不仅有工具，也有职责去纠正这种监管设计问题。
对市场与加密行业有何启示
从更广泛的市场角度看，鲍曼的表态再次揭示出一个核心现象：当监管过度集中于传统金融机构时，资金和风险往往会转向监管较弱的替代通道。对信贷市场而言，这推动了私募信贷和影子银行的壮大；对数字资产市场而言，这种逻辑同样适用。过去几年，全球加密行业已多次经历类似路径——当银行、交易所或稳定币发行渠道受到更严格限制时，流动性与杠杆往往转移至场外、离岸或去中心化平台。
因此，鲍曼此次发言虽然聚焦企业贷款，但对整个金融监管讨论具有外溢意义：政策制定者若只关注“表内风险”下降，而忽视风险向“表外”或“非银部门”的迁移，最终可能只是改变了风险的承载位置，而非真正降低系统脆弱性。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番讲话传递出两层信号。其一，美国监管层内部对现行资本规则副作用的反思正在增强，未来不排除出现更精细化的银行资本调整。其二，私募信贷与影子银行扩张已成为宏观金融的重要议题，若监管后续跟进收紧，相关市场估值、融资成本与流动性结构都可能受到影响。
总体来看，鲍曼并未否定危机后加强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而是强调监管应避免制造新的套利空间。若企业贷款继续大规模流向监管覆盖较弱的领域，金融体系表面上或许更安全，但其真实风险轮廓可能正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