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鑫科技于 2026 年 7 月 27 日正式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公司收盘价报 49 元，较发行价上涨 465.82%，市值一举突破 3.2 万亿元，超过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站在这家企业背后的，是陪跑十年的合肥。按合肥国资体系约 36.79%的持股比例测算，对应账面市值已超过 1.2 万亿元。随着长鑫科技带来巨额市值增量，合肥市 A 股总市值突破 4 万亿元，升至长三角 A 股市值第二城。
朱一明的长期目标：从 NOR Flash 到 DRAM
要理解合肥为什么愿意投长鑫，绕不开朱一明。
朱一明出生于江苏盐城，1989 年考入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赴美国继续深造，转向半导体方向，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学习。毕业后，他进入硅谷一家存储芯片公司担任项目主管。在这段经历中，他意识到，存储芯片是消耗量最大、标准化程度最高的半导体品类，几乎是所有电子设备的基础，但中国企业长期缺席这一赛道。
2004 年，朱一明辞职回国创业。最初启动资金为 92 万美元，由几位清华校友共同筹集。2005 年春节后，他在清华科技园一间两层毛坯房里创办了后来的兆易创新。早期公司没有直接与三星、SK 海力士等巨头正面竞争，而是切入 NOR Flash 市场完成原始积累。2016 年，兆易创新上市。
但朱一明的目标并不止于此。他曾说：“如果把计算机比喻为皇冠，CPU 是皇冠上的明珠，存储器就是皇冠的底座。”“谁领导了存储器技术，谁就能称雄整个集成电路产业。”打造中国版“三星电子”，是他从创业起就没有改变过的目标。
2016 年启动的“506”项目
2016 年，全球 DRAM 市场 96%的份额由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掌握，中国自主生产能力几乎为零。这个产业对资金、技术和人才要求极高，价格波动又大，进入者往往要先承受长期亏损。
在这个背景下，合肥接下了后来被称为“506”的战略项目，即总投资约 1500 亿元的长鑫 12 英寸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其中一期总投资 180 亿元，合肥产投出资 144 亿元，占比高达 80%。对于当时财力并不宽裕的合肥来说，这是一笔极重的投入。
更关键的是，合肥并没有把这笔投资当成短期财务项目，而是选择长期陪跑。长鑫科技在持续亏损、累计亏空超过 366 亿元的阶段，合肥国资没有撤资。到了 2024 年底，其他投资方退出时，合肥市属国资平台还拿出近 20 亿元接下老股。
按照合肥产投相关负责人的说法，芯片等产业链薄弱环节在短期内实现资本回报的概率很小，通常需要大资本和长周期，甚至要跨越几个周期，才能兑现价值投资。
长鑫如何完成中国大陆 DRAM“从零到一”
长鑫的突围并不轻松。与其同期成立的福建晋华，因被美光起诉窃取商业机密，项目在量产前夜中断。长鑫走的是另一条路：通过合法谈判，以“数亿美元”的代价，从已经破产的德国存储企业奇梦达手中获得超过 1000 万份 DRAM 技术文件、2.8TB 核心数据，以及大量英飞凌 DRAM 技术专利的实施许可。
2018 年，朱一明辞去兆易创新总经理职务，全职出任长鑫科技董事长兼 CEO，并表示在项目盈利前不领取工资和奖金。
2019 年 9 月，长鑫科技推出自主设计生产的 8Gb DDR4 芯片，中国大陆 DRAM 产业由此完成“从零到一”的突破。
2023 年深度下行周期中的持续投入
真正严峻的考验出现在 2023 年。那一年，全球 DRAM 价格下跌超过 40%，手机和 PC 出货量走弱，行业进入深度下行周期。三大头部厂商凭借成本优势维持高出货量，继续压缩后来者的空间。
长鑫在这一阶段承受了巨额亏损，但仍在推进 1x 纳米工艺，并攻关 DDR5 量产关键技术。公司 2023 年亏损 163.4 亿元，创成立以来最高，十年累计亏空达到 366.5 亿元。
就在这一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长鑫增资扩产议案。到 2024 年底，碧桂园创投退出后，合肥市属国资平台再出资近 20 亿元接下老股。
支撑这一决策的，是一套制度化容错机制。按原文披露，项目入库需经人大财经委审议，重大决策需提交常委会表决；只要尽调合规、程序完备，即便项目最终亏损，决策者个人也不承担责任。据悉，合肥从未因产业投资失败处分过任何单位和个人。
2025 年出现盈利拐点，2026 年一季度净利 247.62 亿元
拐点出现在 2025 年。原文称，AI 算力需求推动存储进入超级周期，一台 AI 服务器的 DRAM 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 3 至 5 倍。与此同时，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将更多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HBM，常规 DRAM 的供给缺口被进一步拉大。
长鑫科技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 DDR4 到 DDR5 的迭代，三座 12 英寸晶圆厂产能利用率从 85%提升到 95%。在需求上升、供给收缩和产能释放叠加下，公司 2025 年首次实现年度盈利，归母净利润为 18.75 亿元。
到 2026 年第一季度，长鑫科技实现营收 508 亿元，归母净利润 247.62 亿元，同比增长 1688%。按原文测算，相当于日赚近 4 亿元。照此节奏，不到半年，公司已几乎填平此前十年的全部亏空。
账面回报之外，长鑫也在重塑合肥产业结构
合肥从长鑫获得的回报，不只是账面浮盈。
十年前，长鑫厂区所在的合肥西北郊还是农田和荒地。如今，厂区周边已经形成由研发楼、员工公寓、食堂、商业中心、快餐店和超市构成的配套区域，被称为“长岗 CBD”。
截至 2025 年末，长鑫科技员工总数达到 1.93 万人，其中研发人员超过 6000 人，年龄基本在 25 岁至 35 岁之间，多数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原文认为，这批年轻且购买力较强的员工，正在改变周边区域的消费结构和城市气质。
产业链层面的变化更明显。依托长鑫的带动效应，合肥已集聚超过 450 家集成电路企业，覆盖设计、制造和封装测试等环节，成为全国少数拥有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城市之一。2016 年，合肥集成电路产业链产值约 180 亿元；到 2025 年，这一数字升至 1514 亿元，增长 7.4 倍。
文章还提到，长鑫的存储芯片与京东方的面板、蔚来和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共同组成合肥“芯屏汽合”的产业地标。晶合集成为京东方代工面板显示驱动芯片，杰发科技向比亚迪和蔚来供应车规级 MCU 芯片，产业链内循环正在形成。
“合肥模式”的四个前提
长鑫上市后，“合肥模式”再次受到关注。原文称，合肥方面的总结是，这一模式要成立，至少有四个前提。
- 财政空间足够。2008 年合肥对京东方投入 60 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 20%。长鑫项目则承担了十年、累计 366 亿元的亏损压力。
- 容错机制足够明确。合肥较早建立“尽职免责”制度，只要程序合规、尽调到位，即便亏损，决策者个人也不承担责任。
- 产业判断足够准确。无论是京东方、蔚来还是长鑫，合肥的投入都发生在行业低点，而非高位追逐风口。
- 政策窗口足够宽。文章援引国金宏观宋雪涛团队观点称，长鑫同时遇上了国产替代、存储安全和 AI 需求扩张三重因素。
从土地财政到股权财政
文章最后把长鑫上市放到更大的城市发展框架中讨论。原文指出，土地财政之外，城市需要新的发展引擎。合肥的路径是，用国资做早期资本，再借助资本市场放大，形成能够持续产出优质企业的系统。
按原文数据，2015 年至 2021 年房地产高峰阶段，合肥土地出让金总和约 5516 亿元；而仅长鑫科技一家企业，合肥国资持股的账面浮盈就已接近 1 万亿元。
在原文看来，这不仅是合肥的个案，也反映了中国城市竞争逻辑的变化：从“招商引资”转向“产业培育”，从“土地财政”转向“股权财政”，从引进单个龙头企业，转向构建整片产业生态。长鑫科技的上市敲钟，成为合肥十年耐心资本的一次集中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