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创投机构 Chemistry VC 合伙人 Lou Bohan 近日发布长文，分享他赴中国拜访一线创投机构、机器人企业和生物科技公司管理层后的观察。他认为，硅谷当前越来越常见的一种看法是，中国正在开源 AI、生物科技和机器人三大方向快速建立优势；但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不只是技术进展本身，而是中国与美国明显不同的创投生态。
在他看来，中国创业公司面对的融资环境比美国更严苛，可选择的退出路径也更少。几乎不存在的成熟并购市场，加上政府深度参与的资本体系，共同塑造出一批执行力极强、愿意孤注一掷的创业者，也让中国形成了一套与硅谷不同的创新运作方式。
硅谷对中国在 AI、生物科技和机器人领域的追赶愈发敏感
Bohan 表示，硅谷内部已逐渐形成一种叙事：中国正开始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占据领先位置。
他举例说，中国的开源大语言模型已经成为许多硅谷创业公司最常使用的 AI 模型。在美国政府限制部分 AI 技术之后，中国反而成为全球开源 AI 生态中的重要供应者。
生物科技方面，他提到，中国当前大多数临床试验都集中在新型疗法上；而在美国 FDA 的临床试验中，约有一半药物最初授权自中国企业。
至于机器人，他认为中国具备完整供应链、硬件快速迭代能力以及大量数据生产优势，使产品能够用很快的速度完成测试和改良。
不过，他也提到，中国并未因此停止向硅谷学习。
中国科技圈持续跟踪硅谷动态
Bohan 说，中国科技圈对硅谷的关注程度超过他的预期。一位中国头部 VC 曾告诉他，只要 Benchmark 或 Sequoia 发布新的 Podcast，就会要求整个投资团队观看。
他还提到，自己在 X（Twitter）和 LinkedIn 上发布的内容，经常在数小时内就被中国科技媒体翻译，甚至连评论区的讨论也会被整理成中文截图传播。
在他看来，这种高强度的信息吸收能力，帮助中国快速缩小与西方之间的知识差距。但至少在现阶段，中国整体上仍普遍将硅谷视为全球创新中心。
创业公司冲刺上市，不是偏好，而是现实约束
Bohan 此行最受震动的一点，是几乎所有 AI 和机器人创业公司都告诉他，明年将全力冲刺 IPO。
让他意外的是，其中不少公司的规模远未达到 Unitree 或 Moonshot 的级别。按他的说法，如果放在美国，这类公司甚至难以登陆 Nasdaq，但它们仍在积极筹划上市。
他解释称，这与中国创投常见的投资条款有关。许多机构会要求企业在 6 至 8 年内完成退出并达到一定回报率，否则创始人甚至可能需要以个人资产偿还投资。
中国还有一个专门描述这种现象的说法——“明股实债”，也就是表面上看是股权投资，实质更接近债务安排。
这意味着，一旦创业，创始人往往要承担很高的个人风险。Bohan 认为，正因为如此，中国公司通常更精实，也更愿意不惜代价追求成功。他形容，这些创业者不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是真正 All in。
并购市场不成熟，IPO 几乎成为唯一出口
在美国，创业公司除了 IPO，还可以通过被大型企业收购实现退出。但 Bohan 指出，中国几乎没有成熟的新创并购市场。
- 中国企业自研成本很低
- 人力成本相对便宜
- 大型企业本身具备较强的跨产业能力
- 它们更倾向自己打造产品，而不是收购创业公司
因此，美国常见的人才收购（Acquihire）和战略并购，在中国都相当少见。
与此同时，香港资本市场对仍处于成长阶段的科技公司接受度相对更高。不少尚未盈利、甚至营收有限的创业公司，仍有机会完成上市。这也是许多中国企业持续冲刺 IPO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创投资本主要来自三类资金
Bohan 将中国创投资金来源归纳为三大类。
人民币基金
第一类是人民币基金（RMB Funds）。这类基金多由地方政府出资，除了追求财务回报，还承担招商引资、创造就业和吸引人才等政策任务，因此通常会要求被投企业在投资所在地设立办公室、工厂或研发中心。
他还提到，在 AI、半导体等敏感行业，很多公司甚至只能接受人民币基金投资，DeepSeek 就属于这类情况。
本土美元基金
第二类是中国本土美元基金（Local USD Funds），包括红杉中国、现已更名为 HongShan 的机构，以及高瓴资本、真格基金、Matrix China、IDG 等知名投资机构。
他认为，这类基金相对更接近市场化机制，也是中国创业者最希望获得的资金来源，尤其是那些计划拓展海外市场的企业。
海外创投基金
第三类则是海外创投基金。Bohan 提到，Coatue、Tiger Global 等国际基金过去曾在中国获得丰厚回报，但近年受地缘政治和监管因素影响，外资对中国科技创业公司的投入已大幅下降。
在他看来，如今投资中国，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最逆向的投资策略。
FA 在中国创投体系中是重要基础设施
另一个让 Bohan 印象很深的角色，是中国市场上大量存在的 FA（Financial Advisor）。
虽然字面上是财务顾问，但他认为其实际角色更接近早期投资银行。FA 负责包装公司、撮合投资人、协助融资、安排不同轮次的投资，并收取约为融资金额 2% 至 5% 的佣金。
很多创投机构甚至会把项目来源和初步尽职调查交给 FA 处理，再由 FA 安排与创始人的接触。
他坦言，这套制度在硅谷几乎不存在，但在中国已经成为创投行业的重要基础设施。
缺少 LinkedIn 式网络，商业合作更依赖关系
Bohan 还观察到，中国商业社会高度依赖“关系”。LinkedIn 从未真正进入中国主流市场，也没有出现成功的本土替代品。
他说，大多数商业合作都来自熟人介绍，很少有人通过陌生私信、冷邮件或 LinkedIn 主动开发客户。他将中国形容为一个“几乎没有 Cold Outreach 的社会”。
也因为这样，FA 才能在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承担更重要的连接作用。
政府不仅提供资金，也直接影响产业资本流向
Bohan 最后指出，中国政府在创新体系中并非旁观者，而是极其重要的产业推动者。
除了作为许多基金最大的 LP（有限合伙人），地方政府还会通过土地优惠、税收减免和各类补贴吸引企业落地。更关键的是，政府会直接影响资本流向。
他举例说，过去 10 年，中国政府持续推动本土半导体产业发展，带动大量创投资金集中流入芯片领域。中国投资圈甚至流传一句话：“投资政府说一定要存在的产业，就对了。”
文中还提到上海脑机接口（BCI）产业的案例。由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长期支持脑机接口技术，地方政府旗下创投持续投资 StairMed、Neuracle 等相关企业，其主要目标并非追求创投回报，而是建设国家战略产业。
Bohan 在文章最后写道，相较于美国社会普遍聚焦 AGI 讨论，中国对深科技和科幻未来展现出更强的技术乐观主义。从中央政策、地方政府到创投资本，整个体系都围绕下一代战略科技产业展开运作。
在他看来，中国创投生态虽然比硅谷更残酷、压力更高，但也因此孕育出一套执行力很强、政策导向鲜明的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