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米歇尔·鲍曼近日表示，过去十多年危机后建立的银行监管框架，正在产生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副作用：企业贷款业务正从传统银行体系持续流向私募信贷基金和其他非银机构。她在5月8日于胡佛研究所发表讲话时，用“挤压水球”作比喻，形容监管压力并没有消灭风险，而是把风险从受监管更严格的一侧，推到了监管更薄弱的另一侧。
企业贷款份额十年显著迁移
从数据来看，这一趋势相当清晰。2015年，银行持有企业贷款市场的48%；而到了2025年，这一比例已降至29%。这意味着，原本由银行承担的大量企业信贷，并未凭空消失，而是转移到了私募信贷基金及其他非银行贷款机构手中。
鲍曼认为，这种迁移并非单纯由市场偏好驱动，更大程度上是监管设计所带来的结果。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对资本和流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目的是提升银行体系韧性、降低系统性风险。但在执行过程中，企业直接贷款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变得更“昂贵”。银行每发放一笔企业贷款，都需要配置更多资本缓冲，从而压缩相关业务的盈利空间。
巴塞尔III如何改变放贷激励
鲍曼指出，当前规则下，一个值得关注的扭曲现象是：银行直接向企业放贷，面临的资本成本，可能高于其向私募信贷基金提供融资，再由后者转贷给同一家企业的成本。换言之，监管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对“间接承担企业信用风险”给予了比“直接承担企业信用风险”更有利的资本待遇。
对于银行而言，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如果直接贷款给一家中型制造企业需要承担更高资本占用，而贷款给一家私募基金却更节省资本，那么资金自然更倾向于后者。长此以往，银行体系中的企业信贷供给下降，而非银机构在企业融资中的角色不断扩大。
风险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监管视野之外
鲍曼强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非银贷款本身一定更危险，而在于当放贷活动留在银行体系内部时，监管机构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监测、压力测试和干预。一旦相同风险迁移到私募基金、私人信贷平台等影子银行体系，监管部门对其资产质量、杠杆水平、流动性状况和风险传染路径的可见度将明显下降。
与受监管银行相比，这些非银机构通常不受相同资本要求约束，也不面临同等强度的压力测试和信息披露标准。这意味着，金融体系整体风险并未真正被压低，而可能只是被转移到了透明度更低、干预手段更少的领域。这种现象也被市场视为一种典型的“监管套利”结果。
从政策逻辑上看，危机后的改革原意是让银行更安全，而鲍曼的判断是，这些善意改革在实践中产生了非预期后果：银行更稳健了，但一部分信贷风险却因此流入监管边界之外的机构，形成新的金融稳定挑战。
鲍曼主张重新校准资本要求
在解决方案上，鲍曼并未否认巴塞尔III的必要性，而是主张对资本规则进行“重新校准”。核心思路是：资本要求应更真实地反映不同贷款资产的实际风险，而不是在直接企业贷款与通过私募基金间接承担同类风险之间，制造明显不对称。
她提出，未来可以通过调整风险权重等方式，修正这一激励扭曲。如果一家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其直接贷款风险与通过私募基金形成的间接风险在现实中相差不大，那么二者的资本处理方式也应更接近。这样才能避免银行因为监管成本考量，被迫退出原本具备专业能力和监管可视性的企业贷款市场。
鲍曼在讲话中将这一问题定义为“监管设计问题”，而不是市场失灵。她认为，美联储拥有相应工具和职责，去检视当前规则是否无意中推动了信贷活动外溢到影子银行体系。
对市场与加密行业的潜在影响
这一表态虽然聚焦企业贷款和银行监管，但其市场意义并不限于传统金融。若美国监管层未来推动资本规则优化，银行可能重新提升企业贷款配置意愿，部分此前流向私募信贷的融资需求有望回流至受监管金融机构。这将影响非银贷款机构的扩张节奏，也可能改变企业融资成本结构。
对于加密市场而言，投资者需要关注的并非鲍曼讲话与数字资产的直接关联，而是其释放出的更广泛政策信号：监管机构正开始重新审视“把风险赶出银行体系”是否真的等于“降低系统性风险”。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稳定币、加密借贷以及链上信用市场。如果监管过于强调机构边界，而忽视风险实质，资金与杠杆往往会转向更难监测的领域。
从宏观层面看，鲍曼的讲话可能强化市场对美国金融监管框架微调的预期。短期内，这未必立即带来政策变化，但它为未来围绕巴塞尔III、本土银行资本规则以及影子银行监管的讨论提供了更明确方向。对于投资者而言，银行企业贷款份额从48%降至29%这一变化，本身已说明金融信用供给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而监管是否跟上这种转变，将成为影响未来风险定价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