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人祭（Burning Man）共同创办人 John Law 近日撰文表示，这场最初由数百名无政府主义者白手起家、没有人拥有的沙漠实验，在硅谷科技精英大量涌入后，已经失去早年的无政府灵魂。
John Law 自 1996 年后就没有再踏入内华达沙漠。过去 36 年里，他也很少公开谈论这场自己一手促成的活动。不过他近日在 SF Standard 发文直言，如今的火人祭「几乎认不出当年我们打造的样子」，并称它早已失去无政府主义的灵魂。
从旧金山地下圈到沙漠实验
John Law 回顾，1970 年代末的旧金山，是美国最容易让人「重新发明自己」的城市之一。他在 1976 年以青少年身份来到这里，进入由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朋克与嬉皮文化混杂而成的地下创作圈。
此后，他与友人先后组成 Suicide Club、Cacophony Society 等松散社团，靠一份由成员自行张罗活动的通讯报维系联系。这些组织没有商业模式，也拒绝阶级和固定架构。
John Law 认为，这种自发、短暂、很快消散的聚会形态，正接近作家 Hakim Bey 所写的「暂时自治区」：一群人在无人监管之处集体创造出一个世界，尽情创作，再在管制者出手前收拾离开。
1990 年劳动节连假，Cacophony Society 把一具巨大木头人偶带到内华达沙漠焚烧，火人祭由此诞生。到 1993 年，摄影师 William Binzen 主办的沉浸式艺术聚会 Desert Site Works，又为火人祭加入表演、仪式和装置艺术元素，逐渐形成外界今天熟悉的火人祭雏形。
John Law：所谓官方哲学是事后包装
John Law 还特别提到，外界普遍以为火人祭从一开始就有一套严谨哲学，官方后来也设有「十大原则」专页。但他澄清，这在他看来属于事后包装。
他表示，真正更接近早期雏形的，是 Suicide Club 成员 Gary Warne 早在 1977 年写下、带有自嘲意味的「十二条混乱守则」，其中包括「放下你的期待」以及「你永远无法完全掌控全域性」。
在 John Law 看来，早期火人祭并没有什么宏大的建构文本，更多只是一些人边做边学的集体冒险。
《Wired》封面后，参与人数快速扩张
John Law 认为，转折点出现在 1990 年代互联网产业崛起之后。1996 年，《Wired》杂志将火人祭放上封面，这场活动的参加人数也从 1990 年约 70 人，迅速增加到 1999 年的 2.5 万人。
他点名称，Elon Musk、Sergey Brin、Larry Page、Mark Zuckerberg、Jeff Bezos 等新经济富豪随后都成为常客。Google 甚至一度把「是否参加过火人祭」列入遴选新任执行长的考量之一。
John Law 直言，对硅谷而言，这场活动几乎成了「公司认证的纾压疗法」：参与者上妆、嗑药、与陌生人相爱，然后再回去替老板卖命 51 周。
从平等联盟走向商业化机器
随着人潮和资本同时涌入，John Law 认为，火人祭已经从「平等者的无政府联盟」变成「由上而下、讲究地位排场的庞大机器」。
他提到，门票价格已经逼近 1,000 美元，有钱人可以花大钱入住配有私厨、造型师的豪华封闭营地，甚至包机直达会场。与此同时，主办单位陆续买下沙漠周边土地和邻近小镇房产，并在 1990 年代末成立专业公关部门，呈现出一间大型商业机构的完整样貌。
John Law 表示，自己始终反对商业化，甚至曾参与诉讼，主张相关商标应归入公有领域，因为「没有人应该拥有这东西」。
他怀念的是「没有人拥有」的年代
John Law 并不否认，今天的火人祭对很多参与者来说依然有吸引力，也可能仍是一年里最放松、最投入的一周。但他强调，那已经不是他们当年做出来的东西。
在他描述中，早期火人祭没有原则手册，没有亿万富豪，也没有代办式的奢华营地。每个人都得自己做服装、自己做艺术车。也正是这种「没有人拥有、没有人主导」的集体创作，让那个瞬间真正抓住了时代精神，而这不是后来投入再多预算就能复制的。
文章最后还引述火人祭哲学中心主任 Stuart Mangrum 的一句话：「值得做的事，也值得被做到穷尽。」John Law 借这段回顾指出，一场由地下反文化催生的无政府实验，最终还是被资本、名流和围栏式排场吸纳，这条路径对加密货币读者来说并不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