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13 日，Circle 创始人 Jeremy Allaire 发布研究论文《代理经济》，讨论 AI Agent 与未来经济体系的融合趋势。他在文中提出，随着 AI Agent 开始承担企业工作，价值也通过开放、可编程网络进行原生流转，智能体经济与链上经济最终会成为同一个经济体系的两个侧面。
Allaire 介绍其研究初衷时写道：“这篇论文是我数十年来构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成果，也是我从一开始就关注的一个问题的结晶：开放软件和开放网络不仅能改变我们分享信息的方式，还能重塑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格局。论文中的许多观点都源于我创立 Circle 时萌生的两大信念。第一，资金可以像信息在开放互联网上流动一样，通过开放协议进行流通。第二，区块链是一种网络计算机：它是一个基础平台，自主软件和机器可以在其上存储价值、交换价值并直接协调经济活动，而无需人为干预。”
他还表示，这些最初的构想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对金融和经济体系如何与软件、互联网融合的更深理解。随着这种融合与真正强大的人工智能、智能体系统出现，这一理论进一步扩展，不只是在讨论一种新型货币或新型网络，也是在讨论一种新的经济运作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对人类、劳动力、资本、所有权和新社会契约的影响。
原始论文共 89 页。Odaily 星球日报对其重点内容进行了整理。
企业会先经历解构，再被重新组装
Allaire 在论文第一部分提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变革往往不是由单一发明触发，而是多项技术成熟后发生汇流。网络、移动、云和社交媒体都遵循过相似路径。背后的共同规律是，当多种能力汇聚，原本昂贵的事物成本会逼近零，成本一旦归零，规模就会迅速放大。
他认为，现在正在汇流的是两个系统。其一是由 AI 模型及其上层代理组成的智能系统，它把思考与工作的成本推向零；其二是由区块链构成的经济系统，货币、合约和协调都以软件形式运行，把交易成本推向零。两者不是两条彼此独立的趋势，而是同一经济体的两个方面。
在这一框架下，软件本身的性质开始变化。过去的软件依赖明确编程，今天则越来越多地通过自然语言下达指令，由系统自行推理并完成任务。论文把 Agent 视为基本单元：它是一个可被交付任务的推理过程。由此，软件不再只是机器按步骤执行的程序，而逐步转向可被委托、能够完成工作的“机器劳动”。
Allaire 进一步把公司定义为一种“组织化的思考”。在品牌、办公楼和组织架构之下，企业真正运转的内容，仍是产品、营销、销售、财务、法务，以及围绕这些职能展开的外包服务。这些任务大多是人力劳动，而人力又是经济中最大的成本之一。便宜且强大的智能系统，瞄准的正是这一部分。
这也会动摇企业存在的传统解释。企业之所以扩大规模，是因为外部协调成本高，把工作内部化更划算；但当大量非实体工作都可以被即时寻找、雇佣、支付的代理完成时，这个逻辑会被削弱。一个人借助强大的代理系统，可能完成原本需要整个部门协作才能完成的工作。
论文同时指出，这种变化首先发生在软件和其他信息密集型行业，在实体领域会更慢，仍取决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它不只是“裁员”问题。人和强大代理的组合也可能极具效率，而判断、人际关系和最终责任仍然属于人类。Allaire 在这一部分埋下了一个后文将继续讨论的张力：即使支付给人类劳动的比例下降，个人能力仍可能被显著放大。
企业为什么会走向链上
论文第二部分把问题从“哪些工作会被自动化”转向“被拆开的工作如何重新整合”。Allaire 给出的答案是编排层。一个总经理代理接收目标，将其拆解成不同任务，分派给各类专业代理，再把产出重新拼接，相关软件在各步骤之间传递上下文和记忆。营销、财务、销售和产品，在这个框架下，本质上都是同一套机器能力在不同工作上的应用。
人类不会从系统中消失。一部分人仍然留在闭环中，负责执行或核查那些需要人类判断的任务；另一部分人则位于闭环之上，负责设定目标、定义标准、监控质量，并决定机器何时应当停止并请示。Allaire 认为，真正的人类监督，不是继续执行工作，而是转向监督工作。
当一家企业能把某项任务梳理得足够清楚，清楚到可以在内部通过代理运转时，这项任务通常也已经足够清楚，可以交给外部市场承接。于是，一个开放的代理市场会自然形成。论文认为，这个市场存在两种可能路径：一种是少数大型平台像公用事业一样出售智能体；另一种是更开放的专业代理劳动力市场，在其中，深度专业知识依然有价值，真正持久的企业会是那些在特定领域持续积累能力的代理。
问题在于，若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雇佣、调用和支付可由软件组装的代理，就必须解决信任问题。Allaire 将这一点视为“企业为何上链”的原因之一。其方案是身份分层：底层是任何人都能验证的公有区块链；其上叠加现实世界身份验证，与银行大规模采用的验证体系相同；再往上则是代理自己的钱包、凭证，以及随着时间累积、但仍绑定在经过验证的真实创建者身上的声誉。
这些层共同构成一条问责链。代理的每一个行为都能追溯到对其负责的真实个人或公司。论文明确强调，单一公司的私有数据库无法完成这件事，因为被锁在单一运营商内部的信任无法外溢，建立在公有链和现实世界验证上的身份体系则可以。因此，这里的自主并不等于匿名；一个自主行动的代理背后，始终要有承担责任的人。
代理经济需要怎样的货币基础
在第三部分，Allaire 讨论代理系统需要什么样的货币。他认为，代理必须持有并转移一种能以机器速度运行的货币，这种货币既能处理大额支付，也能处理微量支付，而且在每次支付时都不必停下来重新确认货币本身是否可靠。由此，他把答案指向一种传统式结构：完全背书、具备最终结算性、运行在开放网络上的货币。
论文把“速度”放在很高的位置。当转移货币的成本接近零，结算几乎瞬间完成，而且货币可由软件直接控制时，同一美元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反复使用，任何金额在到账瞬间即可继续调用，代理之间的小额支付也才真正可行。Allaire 认为，这和信息、软件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规律一致，只不过现在被扩展到了货币。
对于“银行已经可以通过反复贷出同一笔存款来创造速度，因此完全背书会不会压制信贷”这一反驳，论文给出的回应是否定的。Allaire 的理由是，当货币流转速度足够快时，一美元即使只被锁定几秒钟也能用于出借。换言之，速度本身承担了过去一部分由杠杆承担的作用，信贷不是被取消，而是在新的基础之上被重新构建。
他坚持基础货币不能承担风险。原因在于，货币一旦有风险，风险就会随着流转速度成倍放大。以前需要数周发酵的银行挤兑，在高速环境下可能只需要几分钟；而依赖即时结算的代理系统，不可能在每一秒都重新判断每一美元是否可靠。按照论文的说法，只有完全背书的货币，才能对每个人、在每个地方都稳定地等值于 1 美元，而无需依赖无法覆盖全球体系的国家安全网。
在结算层面，Allaire 也要求明确的终局性。不是“稍后可能终局”，而是在 1 秒内完成终局，“结算就是结算”。退款和欺诈保护并不会消失，但它们应被设计为可选层，构建在基础货币之上，例如托管、退款池和保险，而不是内嵌在货币本身之中。
论文在这一部分还强调，相关安全保障并不会自动存在，它们依赖真实机构的建设，包括大型发行方处于监管之下、资产与破产风险隔离，并由越来越安全的储备支持。与此同时，基础货币与收益型资产必须严格区分：持有货币本身不产生收益；如果追求收益，那就意味着把货币借出并承担风险。把两者混在一起，会破坏整个安全逻辑。
信贷不会消失，而是转向机器承销和代理营运资金
第四部分围绕信贷展开。Allaire 的核心判断是，当基础货币完全背书后，信贷并不会消失，只是被移到那条边界线的另一侧。它可能以更强的方式回归，覆盖更广泛的人群，定价更准确，但体系问题也会更清晰地暴露出来。
在他看来，大量借款人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服务，包括小商户、零工劳动者、家庭以及未来的代理商，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风险高，而是因为承销每一笔小额贷款的成本，往往高于贷款本身的价值。换句话说，信贷配给常常受制于承销成本，而不是借款人本身的质量。只要承销成本下降，一大批原本资质并不差、但被忽略的借款人就可能被覆盖。
推动这件事的，是论文所说的数据飞轮。链上活动是结构化、可验证、实时更新的，因此风险模型可以比过去依赖零散记录的方式更有效；而更好的数据又会带来更好的贷款结果，进而吸引更多活动和更多数据进入体系。
针对“链上意味着所有财务活动都公开”这一担忧，Allaire 给出的回答是，上链不等于公开。新型隐私技术可以让借款人证明贷款方所需的信息，例如信用状况或现有贷款余额，但不必披露全部细节。
论文最突出的新概念是代理商的营运资金贷款。Allaire 认为，这类贷款的可预测性很强，因为它去掉了人类借贷中最大的变数之一，也就是借款人是否愿意还款的问题，把风险缩小为一个围绕具体工作内容的、周期很短、边界明确的问题。
他举例称，一个代理可以借入 4 美元的计算资源，去完成一份已被雇佣、报酬为 10 美元的工作。在这种结构里，贷款方不是在猜测一个主体的人品，而是在给“这项工作能否被接受”定价。抵押品的逻辑也会变化：不是依赖法院漫长地处置无关资产，而是首先用工作本身对应的付款做担保，由系统自动索偿，再辅以代理存入的保证金、其声誉，以及最终背后的真实个人责任。
Allaire 认为，这会带来“更便宜、更普及、同时更安全”的信贷，但他也没有把这种模式说成无条件扩张。论文承认，这种高可预测性会随融资期限拉长而下降：几秒钟内完成的任务接近机械式风险，而数月期融资则会重新回到更传统的风险判断。机器信贷不会替代人类信贷，而是构成一个新的低风险基准，再由人类贷款围绕它重新定价。
他还提到，整个体系需要监控层。随着风险积累，自动刹车机制应当让向同一模式或同一服务商集中投放资金的成本逐步上升，保险费用也应根据实际风险而不是过时均值来定价。
这种架构天然就是全球化的
第五部分中，Allaire 把整个体系拆成三层：底层是作为记账单位和最终结算工具的稳定币；中间层是经济操作系统，以可编程智能合约承载协调、合约和价值交换；顶层则是代理执行层，实际工作在这里由 AI 和云端完成。
他强调，这三层全部都是软件，也都运行在互联网之上。它们分别替代了过去依附于国家边界的不同事物：软件货币替代由缓慢代理行连接起来的国家银行体系；中间层把合约执行从国家法院转移到在任何地方都按同样规则运行的代码；代理执行层则把本地劳动力替换为没有固定地域属性的工作形态。
因此，建立在这三层上的经济体，从诞生开始就是无边界的。Allaire 把这称为“天然全球化”。这不是额外添加的功能，而是其构成材料本身决定的属性。历史上的经济活动通常先是国家性的，跨境需要额外设计；而在新架构下，经济活动首先是全球性的，国家框架反而成为后续附加的条件。
不过，一个“没有祖国”的经济体并不意味着脱离法律。论文认为，它反而可能同时受到太多法律约束：多个司法辖区的规则相互冲突，却没有单一地点来裁定最终适用哪一套规则。Allaire 的思路是，把问题从“某件事发生在哪里”转向“谁在其背后”，即监管每个代理最终可追溯到的可问责实体，而由用户实际居住的国家决定市场准入条件。
在执行层面，监管会移动到边缘位置，也就是货币和身份在开放世界、受监管世界与私人世界之间转换的地方。检查发生在支付结算前，而不是在清算后补做报告。论文同时强调，这并不要求把每个人的财务活动做成公共账本，默认披露仍应保持私密，只有在获得许可后才共享。
Allaire 还提出，一个健康的系统需要保留真正的私人空间，也就是数字版现金。控制权应当存在于受监管的边缘，而不是核心本身。冻结或撤回资金这类最强力的工具，只有在具备正当程序时才具备合法性，包括留痕、有时限、多方参与和允许申诉。
在货币兑换方面，论文设想了一种“无形外汇”体验：随着主要货币陆续上链，用户持有本币，交易对手接收其本币，兑换在底层按最优汇率完成。主权不是被抹去，而是被重新组织，一个中性网络反而让各国可以在同一基础设施上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不必依赖别国货币。但真正的风险出现在过渡阶段，因为弱势货币可能遭遇比过去更快的资本逃离，这需要管理。
这一部分最后指出，这套经济体同时存在平等化与集中化两种力量。集中是默认结果，广泛共享则是更难但可以被设计出来的路径。同一套机器既能支持问责，也能用于审查，关键在于控制点是保持开放还是被俘获。
供给端会从订阅制转向按工作结果付费
论文第六部分讨论代理经济的供给侧。Allaire 认为，代理经济需要一个可被代理调用、雇佣和支付的服务层，这一层会分两波形成：先是既有软件和数据把自身包装成机器可调用的形式，面向代理而不是个人定价；随后会出现大量新的专业代理，深耕特定领域并直接出售工作成果。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定价方式。过去 30 年，软件行业长期按席位收费，也就是对登录账户背后的人收取周期性费用。但当客户变成执行任务的代理时，交易对象会转向“工作”本身，而不是登录权限。席位作为基本计费单位会逐步失去中心地位，订阅制不一定消失，但新的定价方式会围绕工作单位展开，从按量付费、预算承诺到按交付结果计价。
这一逻辑继续向下延伸到模型层。随着专业代理数量增加，买家从代理那里购买的是完成后的成果，而不是从模型厂商那里购买原始输出。代理为了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完成工作，会在多个模型之间做竞争性采购。
Allaire 写道，过去一年，把每个请求路由到最合适模型的工具，已经从可选项变成必需品。不同模型之间的价格差异很大，对简单任务继续使用昂贵模型是一种浪费。由此，模型逐渐成为成本项，代理才成为真正的业务主体，价值开始流向掌握客户关系、上下文和结果责任的一方。
不过，论文也没有把这一趋势绝对化。最强模型的开发者，在最困难的任务上仍保有真实的定价权，也可以继续向上进入代理层。可能形成的结构，是中间大量环节商品化，而最前沿部分继续保留高价值。
在这一层之下，长期未能在消费互联网成功落地的小额支付，也会以新的形式出现。Allaire 认为，它过去失败，一部分原因是结算太贵，另一部分原因是人类不愿为每个细小内容反复做付费决策。但机器没有这种心理负担，而结算成本如今也接近零，因此小额支付可能真正成立，只不过不是围绕内容，而是围绕代理之间的细粒度工作。
论文也指出了风险。若代理能够继续雇佣其他代理和工具，支出可能快速失控，因此整个经济体需要一个专门的支出控制层，用于设置上限、预算和审批流程。Allaire 把它视为一个新的产品类别，是这套体系补足后的组成部分。
代理型公司与链上公司是一回事的两面
在第七部分，Allaire 把视角从代理扩展到公司形态本身。他认为，当代理承担越来越多企业工作后，公司也需要新的运行环境。一个由代理持有货币、签署合约、全天候行动的企业，需要一个能让这些行为真实发生的场域：货币可编程流动，规则由软件执行，外部交易以机器速度完成结算。这个场域就是链上经济。
因此，在他的定义里，代理型公司与链上公司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前者描述“谁在工作”，后者描述“工作如何被组织和执行”。这也是整篇论文的核心论点之一：如果经济由软件代理运行，它就必须建立在软件货币、软件合约和软件治理之上，否则系统无法闭环。
论文特别区分了一点：这并不等于所有公司都会解散成由代币驱动的集体。Allaire 认为，未来会是一种混合结构，沿着两条轨道前进。一条轨道是既有公司逐步把股份和治理搬到链上，同时保留熟悉的法律外壳，这个过程会比较缓慢，并且可能由金融体系中最谨慎的机构推动。另一条轨道则是新的、高度代理化的公司从创立第一天起就生于链上，它们会更快推动整个体系前进。
即便是后一类公司，也不会因为生于软件世界就脱离法律。有限责任与法律人格来自政府，而不是代码，因此它们仍需要一个法律外壳。变化在于比例：法律外壳会更薄，而真正承担工作、结算和治理功能的实体部分会更厚，更多落在链上。
Allaire 在这一部分提出两点提醒。第一，共享账本可以更准确地证明发生了什么、按什么顺序发生、由谁执行，但它无法证明某个动作是否经过授权、是否明智、是否忠于受托责任。账本可以成为更好的证据，却不会自动成为更好的良知，因此责任仍应落在人类身上，即那些设计代理、也理应监督代理的人。
第二，合约在执行方式上会越来越像程序，在标准化、明确的场景中自动运转；但在裁决层面，它仍然是法律文件，因为代码按字面执行，而法律还要处理意图、错误和欺诈。Allaire 设想的最佳结构是：核心部分可靠运行，边缘部分保留人类判断；少数有争议的情况再通过外部数据源、仲裁和共享的、限时的、可追踪的覆写机制处理。谁掌握覆写权，谁就真正掌握公司。
真正的风险不止是失业，而是劳动份额和权力集中
第八部分转向影响评估。Allaire 认为，代理经济把当代最大的机会和最严峻的风险握在同一只手里，它们不是两种可自由选择的平行未来，而是同一台机器可能导向的不同结果。
他讨论劳动力问题时，先避开了“自动化会不会彻底摧毁就业”这一传统争论。论文的重点不是总就业人数，而是人类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及人类工作还能获得怎样的工资。即便人们仍然就业，也可能只是在机器最不擅长的边角任务上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报酬却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账面上仍可能是充分就业，现实中却已经是危机。
Allaire 认为，这种局面会在几种条件下出现：软件接管新任务的速度快过人类再培训速度；代理劳动的价格随着计算成本下降而持续走低，并对工资形成压力；以及资本能够实现自我融资增长，也就是代理赚来的钱会被继续用于构建更多代理。这一点与历史上很多自动化浪潮不同，因为传统机器不会自己赚出购买下一台机器的钱，代理则有这种可能。
不过，他也给出两个限定条件，避免把结论推向宿命论。第一，即便上述情况成立，问题仍属于分配问题，而不是稀缺问题，因为总产出可能非常高；第二，悲观叙事往往默认人类在新经济里既没有优势也不拥有任何资本，但这两点都不是必然。人类劳动在照护、地位、真实性等方面可能仍然保有溢价，而如果被替代的劳动者拥有资本，那么劳动份额下降也可能被资本收益所对冲。
这正是他要强调的一点：劳动力问题与所有权问题，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劳动份额下降，只有在所有权高度集中时才会演变成灾难；如果所有权分布更广，同样的自动化也可能只是“共享的丰裕”。
论文接着分析权力会集中在哪里。Allaire 并不把集中视为自然法则。他指出，开放标准和可分叉机制长期以来都能分散权力；真正容易形成垄断的地方，是存在强网络效应且又无法被分叉的瓶颈，例如主导货币、许可证、深流动性池或覆写密钥。他认为，权力最可能聚集的地方未必是 AI 模型，因为模型本身更容易商品化；反而是身份层、覆写权以及主导性货币发行方更容易成为控制中心，而后者还能从其经手货币中获得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Allaire 在文中承认自己所处的就是后一个领域。他同时提出一个对自身利益并不友好的观点：这类收益是一种政策选择，而凡是由政策创造的收益，也可以由政策重新分配。论文认为，同样的控制点既能汇集利润，也可能被武器化。最终走向取决于这些控制点是保持开放，还是被少数力量占据。
公民愿景：扩大所有权，而不是只捍卫旧岗位
最后一部分，Allaire 把讨论推进到政治经济层面。如果代理经济真的削弱了劳动与产出份额之间的直接联系，他认为解决方案不应只是捍卫旧有工作，而是扩大人们对正在吸收价值的资本的所有权，包括代理、模型、基础设施和公司本身。
在他的叙述里，同样一套架构如果不被设计，会自然滑向少数控制点；但如果加以设计，它也可能比过去任何体系都更广泛地分散所有权、回报与治理权。股份公司曾让陌生人能够集中资本并分享企业成功，链上经济则可能把这件事推得更远，因为它第一次具备了以接近零行政成本向大规模用户发放所有权、治理权和上升空间的工具。
不过，论文没有美化这件事。Allaire 回顾早期争取广泛所有权的历史时指出，这些运动失败，并不是因为当年的文书成本太高，而是因为权力本身。链上机制确实能降低共享所有权的成本、移除部分中介，但对真正压垮这些运动的权力失衡，并不能自动给出答案。
更现实的难点是，系统默认会把权力重新集中起来。内部初始分配，以及开放二级市场，在代币获得价值后会把筹码重新吸向最大持有者；“一币一票”的制度从设计上就容易滑向富人统治。Allaire 甚至直接给出判断：流动性最终会成为广泛所有权的敌人。
因此，如果想建设共享所有权，就必须把这种张力写进制度设计，例如要求通过参与获得所有权、设置转让限制、建立持有上限，并承认流动性和广度不可能同时被最大化。更深一层的陷阱在于，共享所有权不等于共享权力。哪怕有 10 亿人参与经济活动，只要最终决策权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公司就仍由后者控制。因此，分散治理权本身就是另一项艰难任务。
论文的立场是，应通过制度设计扩大所有权，并把它与更公平的资本和自动化税收、公共资源普及以及公共利益分享结合起来，让公众能够分享底层基础设施创造的价值。Allaire 在文中用稳定币储备收益做了一个最直接的例子：他认为这类收益是政策产物，应当通过竞争压低，并最终返还给持有相关资金的人，其中也包括与他存在关联的发行方。
他最后指出，这一切不会仅凭技术自动实现，因为受益者往往也是规则制定者，所以还需要制衡力量，包括开放标准、对控制层施加公共指令，以及拥有真实利益、愿意维护自身权益的广大所有者群体。如果劳动不再是人们获得地位与话语权的主要渠道，那么所有权可能必须承担这一功能。Allaire 把最终问题概括为：这套基础设施会成为历史上分配最均衡的经济体，还是最集中的经济体，不是一个可以等待答案自然出现的预言，而是一个需要被设计、被争取的现实问题。
原文来自 Circle 创始人 Jeremy Allaire，Odaily 星球日报编译者为秦晓峰（@QinXiaofeng 888）。原论文链接为：https://agenticeconomytreatise.com/treatise/index.html，文内九个章节亦分别给出了对应阅读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