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年建两条芯片生产线，实在太大胆了。”
在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研讨会上，话筒交到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江上舟手里时，他给出的回答更激进：“不是两条，上海，五年要搞十条。”
1997 年，50 岁的江上舟出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作为有技术背景的官员，他当时面对的是上海产业转型期的一盘难棋。彼时，纺织、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逐渐从“荣耀”变成“包袱”，在中央开发规划中，上海未来被寄望于高科技和新兴产业。
江上舟给出的答案之一，是集成电路。
押注芯片：从“十条产线”到张江布局
在此前 20 年，中国集成电路工程多次起伏。受西方技术封锁影响，国内长期只能购买发达国家淘汰的“二手产线”，再加上引进、建厂、投产和消化周期，一条产线刚刚上手，往往已经落后数代，始终难以摆脱“引进—建厂—投产—落后—再引进”的循环。
自主推进的 908、909 工程也相继失利。再加上当时全球芯片产业景气度低迷，行业利润大幅收缩，在全国集成电路“十五”战略规划研讨会上，更主流的判断是：芯片要做，但五年时间先建两条 8 英寸生产线。
江上舟没有接受这个节奏。在他看来，芯片是中国“卡脖子”最严重的产业之一，再难也必须推进。按照文中说法，到 2000 年前后，芯片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产品，超过五大战略物资进口量，比全部能源进口还多，电视和手机芯片 100% 依赖进口。
带着这一判断，江上舟回到上海。复盘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历史，并比较上海自身优势后，他向上海决策层建议，在浦东规划面积 22 平方公里、约为台湾新竹工业园区 3 倍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
在江上舟看来，半导体产业中的华人群体拥有全球靠前的人才积累和关系网络，而上海既是国际资本青睐的内地城市，也有雄厚工业基础，只要先把平台搭起来，未来就有机会超越中国台湾。
为此，他多次前往中国台湾招揽人才，并找到了张汝京。在上海，张汝京得到的承诺是：张江的地，“你想要哪块都可以”。
但如果要按当时工艺建成 10 条生产线，至少还需要上百亿元投入，资金来源成为现实问题。江上舟选择引入外资。按照文中描述，中芯国际在资本结构上分散引入大量中外资本，其中包括美国高盛与华登。这种设计既让企业获得资金，也绕开了西方封锁限制，取得了大量半导体设备，得以快速进入赛道。
2000 年 8 月 24 日，江上舟带领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打下第一根桩。仅 13 个月后，中芯国际实现投片试产；3 年内，公司建起 4 条 8 英寸产线和 1 条 12 英寸生产线。文章称，这一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前所未有。
到 2003 年，中芯国际已经跻身全球第四大代工厂。
引入尹志尧，中微进入张江
2004 年，江上舟又遇到另一位关键人物——尹志尧。文中称，尹志尧曾在英特尔、泛林和应用材料等半导体企业任职，当时已是应用材料副总裁，也是全球芯片刻蚀领域的顶级专家。
当时已经 60 岁的尹志尧，随后受邀到上海张江创办中微公司，由此开启中国刻蚀设备的“拓荒时代”。
在江上舟推动下，一批芯片人才进入上海创业。不到 5 年，上海已建和在建的 8 英寸 IC 生产线达到 18 条，超过原定目标。
江上舟曾判断，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他在 1998 年提出的“大陆芯片产业 2015 年到 2020 年超过台湾”有机会实现。
从芯片转向大飞机论证
与集成电路并列的另一项重大布局，是商用大飞机。
江上舟与大飞机项目的联系始于 2003 年。那一年，他出任国务院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编制。文中提到，彼时距离他确诊肺癌已经过去 3 年。
在担任论证组组长期间，“大型民用飞机”成为他选中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论证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在大型民用飞机领域屡经波折。从运-10 到后来的 C919，这条路并不平坦。彼时“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观点盛行，再加上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中国在商用飞机研发上面临成本高、周期长等现实问题，项目本身也夹杂复杂利益博弈。
但江上舟的态度非常明确：大型商用飞机“非发展不可”，这不只是经济问题，也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
他认为，发达国家真正试图限制的并不只是单一飞机技术，而是一整套技术能力的生长平台。按照文中引述，江上舟曾说：“你有 100 个技术不一定能造出一个大飞机，相反如果造了大飞机可以带动 100 个技术的开发。”
在他的判断中，大飞机项目能够带动新材料、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等关键技术突破，也会推动流体力学等基础学科进展。将大飞机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发展规划，相当于为中国机械、电子、材料、冶金等相关产业树立“龙头”。
与此同时，江上舟认为上海具备发展大飞机的基础。文章提到，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上海就自主生产过“运十”大型民用客机，也曾与美国麦道公司展开多次合作，积累了技术经验。
为推动项目落地，他在学界和业界组织了长达 3 年的讨论。其间，江上舟不断往返上海和北京。直到 2006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批准立项，将“大飞机”列入国家科技发展重大专项，C919 客机项目由此迈出第一步。
仕途反复：从三亚到洋浦
文章同时回顾了江上舟的个人经历，称他“做的都是大事”，却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会做官的人”。
40 岁之前，江上舟更像一名“书生”。1965 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因“文革”只在学校待了 9 个多月。此后十多年，他一直没有停止学习，并与同学、后来成为夫人的吴启迪一起自学大学课程。1978 年，两人双双考回母校，后来又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赴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
1987 年，江上舟来到海南三亚。彼时三亚刚从县级市升格，全市电话不足 1000 部，电话号码甚至只有 3 位数。海外求学 8 年带来的前瞻视野，也让他的很多设想显得过于超前。
比如，他曾提出在三亚建设科学城、打造中国的“夏威夷”。但在 1990 年，大陆 GDP 为 3878 亿美元，而当时人口只有 500 多万的香港，GDP 高达大陆的 20%。在那个阶段，中国更现实的问题是 11 亿人口的温饱，高科技产业和旅游经济的重要性并不容易被广泛理解。
包括打造城市公共空间、建立土地交易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设想，在今天已广泛进入城市管理实践，但在当时阻力很大。也因此，江上舟在 1989 年的选举中落选三亚副市长。
文中提到，当时江上舟的父亲江一真仍担任“海南开发促进会”副会长，而在海南任职的江上舟本人却落选。此后他没有离开，而是以市长助理身份继续工作，推动三亚向国际旅游城市转型。1991 年选举中，他高票当选副市长。
那一年，是江上舟进入仕途的第 3 年。43 岁的他频繁深入基层调研，但在“搞旅游”还是“搞农业”的路线选择中，三亚最终选择了后者，江上舟随后离开。
在时任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挽留下，江上舟转任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1993 年的洋浦，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江上舟在那里提出“找市场不找市长”“最小的行政干预，最大的经济自由”等理念。
文章称，洋浦当时积累的经验，包括首创公务员招考制度，以及集中采购、公共财政等做法，在随后 10 年间陆续进入中国行政改革视野。不过也因为“太过超前”，江上舟再次在洋浦受挫。
直到 2007 年 9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洋浦保税港区，洋浦开发迎来新的机遇。文章将此视为对江上舟当年开拓工作的某种回应，但那时他早已离开海南前往上海。
晚年接掌中芯国际与身后影响
由于被视作威胁性竞争者，中芯国际自成立起就连续遭遇行业龙头台积电多次狙击，并面临高额赔偿。2009 年，创始人之一张汝京被迫离开公司，江上舟临危受命出任董事长。
文章称，外界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处于肺癌晚期。
在这样的局面下，江上舟仍没有停止对中国芯片产业路径的思考。他留下的一段表述是：“在半导体工艺方面，我们不一定要样样精通，只要有几样走在国外前面，就可以走出我们的发展道路。”
2011 年 6 月 27 日，江上舟因病去世。此后，中芯国际迅速陷入混乱，在持续 2 年的内斗中，高层相继出走，发展几近停滞。
同期，全国芯片产业也处于低谷。直到 2014 年，规模达千亿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成立，整个产业才逐步走出阴霾。
因此，无论是 ARJ21 新支线飞机于 2015 年正式进入市场运营，还是 C919 后续走向商业化，江上舟都没能等到这些项目真正飞上蓝天的时刻。
上海两大产业的基础角色
文章最后将江上舟形容为一个“幕后英雄”。在其早年布局基础上，上海后来成为中国集成电路和商用航空两大产业的前列城市。
文中写道，到 2025 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整体规模超过 5700 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如今，上海已成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备、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到材料、设备，芯片产业链五大关键领域均有龙头企业布局。
中芯国际、中微半导体、上海微电子、紫光展锐、上海新升等企业，被文章视作在不同环节突破封锁的重要代表，其中不少企业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江上舟支持。
在大飞机领域，江上舟最早倡议推动落地的项目，也已随着中国商飞 C919 系列的推进，走向国产大型客机商业化进程。
回看江上舟的一生，文章认为，他并非一个追逐风口的人，而是始终对上海定位和实体经济保持冷静判断。他的观点是，上海作为全球制造业资源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应该尽力占据工业高地，并带动全国传统产业升级与调整。
文末引述其好友、全国政协副主席万钢的评价称：“政府需要有一批人，眼睛盯着变革和前沿。他对经济带来的变化不一定体现在当下，而是对未来 30 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万钢看来，江上舟“一生超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作者为华商韬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