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在 9 月发布的《2026 Midterm Elections》报告认为，随着 2026 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市场对政治变量的关注正在升温，但真正决定美股定价的核心，仍是利率、通胀、增长、企业盈利和估值，而不是单纯的国会席位变化。报告核心数据截至 2026 年 9 月 18 日。
这份报告讨论的重点，不是简单预测哪一党会赢，而是试图回答一个更贴近投资者的问题：选举如何通过政策传导，最终进入资产价格。J.P. Morgan 将问题拆解为几层：国会控制权是否足以改变财政和监管路径；历史上的中期选举年弱势，究竟来自政治不确定性，还是同期的宏观冲击；以及当政治风险消退后，真正决定市场能否继续上涨的变量是什么。
市场关注点从党派标签转向政策传导
报告认为，政治影响市场的方式，正在从简单的党派比较回到政策传导本身。过去，投资者常直接比较不同党派或不同国会组合下的股市回报，但 J.P. Morgan 提醒，这类统计很难解释因果。
在 2026 年，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国会重新回到分立政府，财政扩张可能受到更多约束，政府停摆和债务上限谈判风险也可能上升；但在关税等总统拥有较大行政权限的领域，国会变化未必意味着政策会同步转向。AI 监管也类似。两党政策重点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只有在真正改变企业成本、投资和盈利预期后，才会进入市场定价。
J.P. Morgan 的结论是，选举对市场的影响并不是「哪一党胜出，股市就涨或跌」这样一条直接链条，而是要经过政策，再传导到赤字、增长、通胀和利率。
两院席位接近，但关键在于政策约束是否变化
从选举格局看，2026 年确实存在较大的国会重组空间。截至 9 月 18 日，参议院由 53 名共和党议员、45 名民主党议员以及 2 名与民主党党团共同投票的独立议员组成。民主党若要取得控制权，需要净增 4 席。众议院的多数优势同样较窄。
不过，报告没有把「国会易手」直接等同于「市场逻辑反转」。它更关注的是，国会版图变化后，哪些政策会受到约束，哪些政策仍可能继续推进。
以财政为例，J.P. Morgan 认为，如果出现分立政府，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空间可能受到更多限制。与此同时，2027 年政府停摆以及 2027 年末至 2028 年初的债务上限谈判，可能重新成为市场风险点。相反，如果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新的预算协调法案仍可能涉及国防、住房和医疗等领域。
财政受国会影响更大，关税未必同步收缩
报告指出，这种差异在贸易政策上尤其明显。在分立政府情景下，总统仍拥有较大的行政权限，因此贸易政策不一定会随着国会控制权变化而明显收缩。
J.P. Morgan 提到，新一轮 Section 301 关税以及 USMCA 相关讨论已经重新进入政策视野。截至 9 月 18 日，美国消费品进口的实际平均关税率约为 10.6%。这意味着，国会变化可能明显影响财政立法，却未必以同样程度限制关税政策。
监管层面则可能体现出更直接的政策差异。J.P. Morgan 在 AI 一栏中，将共和党的政策方向概括为更轻的监管，并强调全球竞争力与国家安全；民主党的相关政策则更多强调消费者保护、劳动权益、隐私和虚假信息治理。报告同时说明，这里描述的是其对两种政府配置下政策方向的归纳，并不意味着具体法规一定会按这一框架落地。
从资产定价角度看，真正重要的不是政治标签本身，而是这些政策差异最终是否足以改变企业成本、投资计划、利润率和宏观通胀。
中期选举年平均回报更低，但不能据此建立因果
J.P. Morgan 在报告中强调，「中期选举年表现更差」并不等于「选举导致市场下跌」。
历史数据显示，自 1937 年以来，标普 500 在中期选举年的平均总回报约为 9.2%，低于非中期选举年的 13.3%，而且中期选举年的平均实际波动率也更高。表面上看，这似乎支持「选举不利于美股」的判断。
但报告指出，平均数掩盖了更关键的问题：中期选举年往往同时伴随其他更重要的宏观事件。2018 年标普 500 全年总回报约为 -4.4%，2022 年约为 -18.1%，两年都恰好是中期选举年，但 J.P. Morgan 将市场压力主要与当时的美联储货币紧缩联系起来。2002 年同样是表现较差的中期选举年，当时市场仍在消化互联网泡沫破裂。
因此，把这些年份简单归纳为「因为中期选举，所以股市表现不好」，会混淆相关性与因果关系。J.P. Morgan 反复强调，理解历史市场回报时，经济环境通常比政治环境更有解释力。
更清晰的历史规律，是前三季度偏弱、四季度回升
如果一定要从历史中寻找中期选举年的共同特征，报告认为更清晰的规律出现在年内节奏上。
J.P. Morgan 对 1982—2022 年中期选举周期的统计显示，标普 500 在中期选举年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季度平均价格回报分别约为 -0.5%、-0.6% 和 -0.1%，第四季度则升至 +6.6%。
其对选举日前后 100 个交易日的统计还显示，历史上的市场改善往往不是从投票结束当天才开始，而是在选举日前不到一个月就已经出现。J.P. Morgan 将这一现象解释为不确定性的消退：选举前，市场需要同时给多个政策情景定价；随着投票日临近，可能的政策路径逐渐收窄，选举这一不确定性来源随之下降。
不过，报告也明确表示，这依然只能被理解为历史统计，不能直接外推为 2026 年的市场预测。2002 年就是明显反例。即使中期选举结束，科技泡沫破裂带来的基本面压力仍然压过了政治不确定性消失这一因素。换句话说，选举可以结束政治上的未知，但无法结束经济周期本身。
2026 年更直接的定价变量仍是通胀与利率
J.P. Morgan 认为，把这一框架放到 2026 年，最需要盯住的仍是宏观周期。
报告列出的数据显示，8 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 3.4%，核心 CPI 同比 2.4%；其中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贡献了当月整体 CPI 涨幅的三分之一以上。基于这些数据，J.P. Morgan 将能源价格、居民负担能力和通胀重新列为当前宏观环境的重要变量。
随后，美联储在 9 月会议上加息 25 个基点，将利率上调至 3.75%—4.00%。最新经济预测中，FOMC 对 2026 年末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预测为 4.1%，同时预计全年 PCE 通胀为 3.7%，核心 PCE 为 3.4%。J.P. Morgan 在 9 月 18 日的数据中还指出，当时市场已经开始计入年内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这使得 2026 年中期选举所处的市场环境，与单纯的「选举交易」明显不同：一边是国会控制权带来的财政、贸易和监管路径变化，另一边则是已经发生的通胀和货币政策重新定价。后者能够直接改变无风险利率、估值折现率和企业融资成本，因此对大盘的影响路径更直接。
J.P. Morgan 的核心判断：政治会制造波动，但不是独立的定价框架
如果将整份报告压缩为一个判断，J.P. Morgan 的结论是：中期选举可以制造波动，也可能改变部分政策约束，但它不是一个独立于经济周期之外的投资逻辑。
只有当选举结果进一步改变财政、贸易和监管，并最终影响通胀、利率、增长或企业盈利时，它才真正成为市场变量。也正因如此，报告认为，接下来更值得观察的，不是单一民调或席位变化，而是能源价格和通胀能否回落、美联储的加息路径是否继续上修、选举后的财政空间如何变化，以及关税与监管政策是否真正进入企业盈利预期。
从这个角度看，2026 年美国中期选举讨论的已经不只是政治本身，而是一个更普遍的市场问题：当政治事件成为头条时，投资者真正需要识别的，是事件本身，还是事件背后能够改变基本面的传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