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林上伦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副执行长吕律师通过 vibe coding 亲手打造「律师惩戒查询系统」，没有编列数百万元预算外包给信息厂商。这场交流让他把焦点放在一个更大的问题上：当写程序的门槛持续下降，真正决定软件质量的，正在从传统开发分工转向熟悉一线业务的领域专家。
林上伦写道，司改会团队到其事务所交流期间，由黄董事长亲手颁发感谢状，但最令他震撼的，是团队分享的这套数字研发成果。按其描述，这一系统在检索逻辑、案例分类以及实务指引的细致度上，几乎没有明显缺陷，也精准切中执业律师日常研究中的实际操作习惯。
政府函令系统的症结，在于委外开发中的沟通断层
文章把问题指向台湾法律实务中常见的行政函令查询体验。林上伦称，无论是金管会、经济部还是劳动部，相关系统界面老旧、逻辑反直觉的情况并不少见。最典型的场景是，用户手中明明已有准确的发文字号，把整串内容复制到搜索框后，系统仍显示「查无资料」。
在他看来，这类系统之所以最终变得难用，关键不在于政府没有预算，而在于传统委外开发模式中的层层转译。一个项目从业务机关发想、开标，到由信息厂商得标，再交给不熟悉法律实务的年轻工程师，中间往往经过多轮 PM 会议传达。每转手一次，第一线用户的直觉和关键需求就被稀释一层。结果是，工程师按合同完成规格，验收时看似功能齐备，真正使用时却漏洞很多。
林上伦认为，这种「懂技术的人不懂实务，懂实务的人过去又写不出程序」的结构性错位，正是公共数字建设长期停滞的重要病根。
写代码不再稀缺，领域知识成为新的壁垒
围绕司改会的案例，林上伦提出，吕律师之所以能做出一套在精准度上「完全碾压传统外包成品」的查询系统，本质上是因为打破了工程端与业务端之间的隔阂。
他将软件定义为「专业领域知识的数字具象化」，并指出，过去软件公司持续寻找优秀 PM，目的是弥合工程与业务之间的鸿沟，但最优秀的产品经理并不会凭空出现。司改会的案例所展示的，是另一种路径：最顶尖的 PM，可能正是像吕律师这样，在专业实务中深耕多年、熟悉每个操作细节和断点，同时又具备 vibe coding 能力的一线专家。
在这种模式下，领域专家可以直接向 AI 下达指令生成工具，减少需求传递中的损耗。林上伦据此判断，当写程序码不再是最稀缺的能力，真正构成护城河的，将更多是对具体行业流程、知识结构和使用场景的理解。
从非营利组织案例，延伸到公共治理系统建设
文章还把讨论从单一工具延伸到公共治理层面。林上伦写道，如果一个资源有限的非营利组织，都能由核心法律专家带队，高效率做出一套表现出色的专业检索系统，那么掌握更大资源的主管机关，没有理由继续停留在过去的低效模式。
他在文中提到，新加坡的司法体系与政府部门已经大步进入全面拥抱 AI 的阶段，将算法与自动化深度嵌入实际作业。相较之下，台湾在涉及制度成本与跨领域规范的公共基础设施上，仍面临各部门各自为政、数据库彼此割裂的「信息孤岛」问题。
基于这一观察，林上伦提出一项明确期待：希望司改会未来能进一步利用现代 AI 的语义检索与数据统合能力，打通金管会、经济部、劳动部等跨部门函令，建立一个一站式、具备实务逻辑的权威检索平台。
作者在文中回应两个核心问题
文章最后以问答形式重申两点。其一，政府函令查询系统为何难用？林上伦的回答是，问题不在预算，而在委外开发过程中的沟通断层，需求在多次 PM 转达中不断被稀释。其二，写程序门槛降低后，谁最适合打造专业软件？他以司改会为例称，真正具优势的，是深耕实务、熟悉操作细节，同时具备 vibe coding 能力的一线专家。
这篇文章最早发布于 BlockTem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