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aily刊发了作者 Sleepy 整理的 Peter Thiel 专访内容。这场对话出自 Axel Springer CEO 马蒂亚斯·德普夫纳主持的访谈节目《MDMeets》。在访谈中，Thiel 围绕技术停滞、AI 风险、全球治理、西方政治、欧洲经济、创业文化、长寿研究和宗教判断展开长篇论述，主线始终是他提出多年的「停滞论」。
在 Thiel 看来，过去五十年的西方并没有进入持续的全面加速期。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软件推动了「比特」世界的快速扩张，但与「原子」相关的物理世界突破有限，机械工程、化学工程、航空航天等传统工程方向吸引力下降，核工程更早在 1980 年代就被视为不理想的职业路径。
停滞论：AI 之前，西方几十年一直在原地踏步
面对「AI 是否发展过快」的问题，Thiel 表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看法，但并没有放弃早在二十年前提出的停滞论。他说，全面衡量技术进步并不容易，但核心判断仍然成立：自 1970 年代起，整体科技发展速度已经放缓。
他把这种分化概括为「比特狂飙，原子停滞」。互联网曾在 1990 年代末成为强大的增长引擎，规模空前，但仍不足以把整个人类文明推入新的质变阶段。AI 或许比互联网更大，至少具备重新拉动经济与社会增量的潜力，不论最终带来的是好处还是风险。
Thiel 解释说，他坚持为停滞论辩护，恰恰是因为 AI 的出现反而使这套判断更难被反驳——在 AI 之前的几十年里，西方整体上确实没有摆脱原地踏步的状态。
他把技术停滞与社会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按照他的说法，当经济不再产生足够的增量，每一个赢家的出现都对应着另一个输家，政治便越来越极化，社会逐渐滑入零和博弈。
AI 灭绝风险：即便概率不是 0%，也不能因此永久踩刹车
谈到近期 Dario Amodei、Sam Altman 和 Elon Musk 对 AI 失控风险的公开警告，Thiel 认为，这场争论涉及很多层面，也确实包含一些带有科幻色彩、但并非完全脱离现实的设想。
他的表态并不否认极端风险。他说，如果真的造出一个在各方面都远超人类心智的系统，失控并非完全不可讨论。就他个人判断，这类极端灾难的概率并不高，但即便毁灭概率只有 5% 或 10%，也足够令人不安。
不过，他更担心这类讨论的公共后果，即社会因此走向极度防御、彻底保守的预防性死胡同。
在回应「六大主流大语言模型给出 1% 到 10% 的灭绝概率」这一问题时，Thiel 表示，可以姑且假设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存危机，也没人能保证其概率绝对为 0%。但他随即强调，这不等于人类应该为了绝对安全而停止一切推进。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文明在多个维度上停止进化，社会会迅速失序。
Thiel 将这一点和中产阶级对未来的预期联系在一起。他说，欧美中产阶级之所以还能容忍当前局面，一个重要心理支柱就是相信下一代会比自己过得更好。这个代际契约体现在财富增长、医疗进步和社会流动上。一旦契约被撕毁，社会会以极其扭曲的方式陷入混乱。他明确表示，零增长不是中性的选择，时间也无法倒流。
给 AI 踩刹车的代价：可能通向单一世界政府
对于「如果美国放慢脚步，而其他国家继续全速推进，制动是否现实」这一问题，Thiel 的回答很直接：理论上，只有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深度、无缝的协同，才可能真正给技术踩刹车。
但他认为，这种协同背后的前提非常可怕，因为它意味着需要一个掌握绝对实权和强制执行能力的单一世界政府。以他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来看，这种方案不是解药，而是比病症本身更危险的疗法。
他还提出另一种更现实的风险：西方单方面放慢，而大洋彼岸继续提速。他提到，教皇近期发表了一份关于 AI 的通谕，并将其称作「反 AI 通谕」。在他看来，大洋彼岸的执政者不会受其影响，但西方社会中会有许多人严肃对待它，结果可能只是削弱西方自身的竞争力。他甚至用「有用的傻瓜」来形容这种客观效果。
当被问及是否存在通过美国社交平台散布反 AI 恐慌、借此影响美国舆论的行为时，Thiel 表示，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完整证据链，但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属实。不过他也说，这不是局势的根本推手，真正把西方拖入困境的，主要还是西方内部自身的选择。
他以 Greta Thunberg 为例，称自己也想过把她简单归因于外部对手的代理人，但最终判断她完全是西方社会内部自我生成的产物。
美国为何更反 AI：真正的技术质变先发生在美国
谈到欧美社会对 AI 的不同态度时，Thiel 认为，美国出现更强烈的反 AI 情绪，原因恰恰在于真正的技术质变发生在美国，而欧洲已经明显落后。
他说，在美国，本土企业承受着必须借助 AI 重构业务的压力。以 Palantir 为例，其美国企业级客户销售增速正在快速爆发，每家公司都被「不加速就出局」的紧迫感追着走。相较之下，欧洲仍被深层惰性所笼罩，社会普遍认为很多事可以继续拖延。
不是邪恶，而是差劲与无能
Thiel 在访谈中反复强调，大众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这会把越来越多利益竞争推向零和厮杀。AI 不是包治百病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无法重新创造增量，极左和极右的政治力量只会继续扩张。
围绕技术的道德化审判，他提出了一个区分：在道德刻度上，「善」的反义词是「恶」；但在功能刻度上，「好」的反面往往只是「差劲」和「无能」。
他举例说，法拉利可以被批评为「邪恶」的车，因为油耗惊人；而东德的 Trabant 则是「差劲」的车，因为几乎开不动。在他看来，一个邪恶的人至少具备执行意志、达成目标的能力，但当下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充满邪恶，而是充满无能。
他接着谈到《浮士德》的两个版本：马洛笔下的浮士德是伪科学骗子，最终坠入地狱；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虽与魔鬼立约，却导向真实创造，最终获得救赎。借这组对照，Thiel 指出，今天真正需要正视的是领导层普遍的无能。他用了极为尖锐的一句话概括这一判断：99% 的政界政客、商业巨头和企业高管，谈不上邪恶，只是彻头彻尾地无能。
自由、去政治化与温和派的失效
在谈到自己过去有关自由意志主义的争议性表达时，Thiel 说，那原本是自己在深夜为卡托研究所旗下自由意志主义线上刊物写下的一篇随笔，而他在发表两周后就补发了一份正式澄清。
他说，自己真正主张的是对公共生活进行某种「去政治化」和「去剧烈化」，批评对象是那些把所有筹码都押在「通过赢得大选改造世界」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被问及是否担心全球持续极化与温和派领导力溃败时，Thiel 认为，当下温和派政治精英低估了技术停滞和代际契约破裂带来的结构性危机。他举英国为例，称这个国家在十年内已经更换了 7 位首相，但没有任何一位拿得出扭转颓势的真正方案。
德国、柏林与年轻一代的激进化
在讨论德国政治时，采访提到柏林选举中，极左翼党 Die Linke 整体得票率为 25%，而在 16 岁到 24 岁年轻选民中的得票率高达 47%。Thiel 的回应是，必须认真面对年轻人的生存困境。
他说，在柏林，房租高得惊人，新住宅建设受到重重阻碍，年轻人几乎看不到向上流动的空间。德国乃至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演化成由老年人主导、为老年人服务的老人政治。极端政党之所以得票增加，是因为它们至少愿意公开讨论那些温和派回避的问题，尽管极端派给出的方案未必有效。
至于德国选择党 AfD，Thiel 认为，其扩张本质上反映的是建制派政党的无能——这些政党既没能为德国提出具包容性的经济蓝图，甚至连平衡财政预算的基本能力也欠缺。但在外交问题上，他又明确表示，AfD 围绕乌克兰、中国和以色列这三个核心议题给出的答案全部是错的。
特朗普、万斯与美国右派政治
回顾 2016 年自己公开支持特朗普的决定，Thiel 表示，特朗普的崛起本质上是传统建制精英在长期增长停滞、全球化后遗症以及中东地缘困局上交出失败答卷后的必然结果。
他评价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内部充满持续不断的官僚派系内斗；而到了第二届政府，问题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忠诚测试被放在一切之上，结果选出了一批专业能力明显不足的执行者。
谈及 J.D. Vance 时，Thiel 说，自己一直偏爱真正聪明的大脑，而万斯具备深度思考能力、思想开放且富有个人魅力。万斯曾在他的 Mithril 基金工作，并写出《乡下人的悲歌》。在 2022 年万斯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他给予了支持。
对于 2028 年谁会成为两党核心竞争者，原文在这一问之后直接转入下一个话题，未出现进一步展开的回答。
米莱、阿根廷与赤字困境
谈到阿根廷总统 Javier Milei 时，Thiel 称，阿根廷像一面镜子，展示了一个社会在经历长达一个世纪「低于平均水平的平庸增长」后会走向何处。他提到，在 1900 年，「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曾是一句流行俚语。
在他看来，面对失控赤字，西方世界宏观上只有三条路：像米莱那样大幅削减支出，接受社会主义式的税收停滞，或者依靠借贷不断把债务问题往后拖。他说，像德国政治人物 Friedrich Merz 这样的典型温和派，实际上选择了第三条路。
欧洲的位置、德国的病灶与技术巨头缺席
对于中美对抗格局中的欧洲定位，Thiel 认为，欧洲应该成为美国可靠的盟友。让欧洲经济引擎重新运转，维持健康的商业循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他提到，回看 1960 年代末，欧洲曾通过打造协和式超音速客机，在高端航空工业中实现反超；但在今天的 AI 竞争中，欧洲的掉队程度甚至超过了 1990 年代法国执着于 Minitel 局域网时的处境。
至于德国为何长期没有诞生真正立足全球的科技巨头，Thiel 认为，问题不只在于保守文化害怕失败，更深的病灶是「害怕成功」。按他的说法，欧洲创业者和资本从来不敢把公司的边界推到极致，也不敢像 Elon Musk 或 Mark Zuckerberg 那样构建颠覆性的巨型机器。
他给出了一组对比数据：美国最富有的 50 个人中，有 12 人属于 X 世代或更年轻群体，其中 9 人是纯粹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在德国最富有的 50 人中，有 20 人属于 X 世代或更年轻群体，但这 20 人全部是家族财富继承者。Thiel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几十年来，德国这片土壤上没有长出哪怕一家全新的、实现规模化扩张的万亿级科技巨头。
德国情结、创始人特质与逆向思维
谈到自己与德国之间的复杂情感，Thiel 说，自己从小在家中和父母、祖父母说的就是德语。德国始终位于欧洲大陆与西方文明的核心枢纽位置，要拯救整个西方，德国至关重要。
在创始人话题上，他谈到两位联合创始人 Alex Karp 和 Max Levchin，认为顶级创始人往往同时具备一种少见的「圈内人与圈外人」张力：既有进入权力中心的体制资源，又保有外部闯入者的原始冲劲。
他评价说，Alex Karp 与自己一同毕业于斯坦福法学院，属于典型的精英圈内人，但骨子里一直保留着边缘反叛者的气质；Max Levchin 则在 16 岁时从乌克兰独自前往芝加哥，身上带着近乎凶猛的破局欲望。
关于自己为何始终坚持逆向思维，Thiel 说，逆向不是为了刻意与众不同，而是为了捍卫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一个技术社会里，如果所有人都陷入狭窄的专业分工，那么仍然需要有人把历史、科学、经济学和人类心理学横向串联起来。
至于个人爱好，他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国际象棋。他将其形容为一场兼具智识美感与危险成瘾性的游戏。
孩子、长寿研究与拒绝意识上传
当被问及四个年幼孩子如何改变自己对时间的理解时，Thiel 说，这会彻底打碎一个人原本的时间刻度。他举例称，到 2100 年，自己的长女将年满 81 岁。意识到这一点后，人就会被迫去思考 22 世纪的文明会变成什么样。
在健康与长寿领域，他把自己的兴趣追溯到培根、富兰克林和孔多塞开启的早期现代性乐观主义。在他看来，科学最根本的使命本就是解除人类生存困境，最终攻克绝症与死亡本身，而今天人类集体放弃这一追求，是明显的文明倒退。
他还提出，如果把生物学重新理解为一门底层信息科学，那么衰老过程本质上是可计算的，也可能是可逆的。他目前最重视的方向，是彻底攻克脑萎缩、认知障碍症与阿尔茨海默症。
Thiel 同时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意识上传」的拒绝。他说，自己的本体认同扎根于物理肉身，也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自己追求的是肉体寿命的真实延续，而不是把大脑意识切片上传到云端程序中，因为冰冷代码构不成真正的「我」。
敌基督与全球威权的隐忧
在访谈最后，Thiel 回到自己最著名的命题之一：有什么真理是他深信不疑，但几乎所有人都不认同的。
他说，自己从三年前开始公开做关于「敌基督」的系列演讲。当时他以为这是一个极度离经叛道、充满挑衅意味的观点，但现在逐渐意识到，这一判断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孤立，因为很多人在私下里其实也承认，世界正在走向一个初具形态的全球威权主义系统。
按照他的描述，真正荒谬的地方在于：公开场合中，所有人都会说「敌基督」只是疯话；但当聚光灯熄灭之后，私下里却有很多人默认这一判断。
访谈收束：Thiel 没有给出安慰式答案
在原文最后，作者将这场对话概括为一次对当代西方文明病理的冷静切片：数字世界的繁荣掩盖了物理世界长期停滞，社会对技术的道德审判掩饰了对平庸与无能的回避，而以「安全」为名的全球治理冲动，则可能成为单一威权体系的入口。
文章也写到，这场对话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关于浮士德契约、帝国衰退和地缘对抗的宏大判断，也包括 Thiel 在个人层面上的停顿：一个押注技术奇点的投资人，却拒绝把意识上传到云端；一个重视资本和力量的人，沉迷的爱好却是没有商业回报的在线国际象棋；而一个习惯推演零和死局的人，会因为算出自己长女在 2100 年将年满 81 岁，而重新校准自己的时间坐标。
原文最后认为，Thiel 用二十年时间逆着时代前行，最终等来了 AI 对其停滞论的某种印证。但在这次访谈里，他没有留下明确答案，也没有给出安慰式祝愿。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果技术的狂飙无法阻止，而社会又不可避免地被平庸多数所统治，那么人类在通向 22 世纪的路上，究竟会走向救赎，还是走向另一个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