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itive Ventures 创始人 Dovey 发文，围绕 AI 时代财富集中、技术岗位收缩以及中美社会分化，讨论一个在旧金山科技圈流行起来的词：permanent underclass，也就是“永久底层”。
旧金山科技圈里的“永久底层”
Dovey 写道，旧金山科技圈里开始流行一个颇具反乌托邦色彩的说法——permanent underclass。她还提到，Silicon Valley 在今年也正式在年轻一代口中变成了 Cerebral Valley，也就是“脑谷”。
她举了 Duboce Triangle 一处房产的例子。位于 160 Noe St 的这栋房子距离“脑谷”核心区不远，刚完成两年翻修，配置包括六个人宽的大理石中岛、九英尺高的门，以及一段能自动折进天花板的阁楼楼梯。来看房的年轻工程师络绎不绝，有人感叹，如果时间是六个月后就好了。房屋中介转述卖家的回复称，没有关系，可以收购房者所在公司的股权，只要是 OpenAI 或 Anthropic 的就行。
按照文中说法，这两家公司在预计不久之后的 IPO 中，将诞生至少 3000 名身价超过 1000 万美元的新兴富豪，其中 800 人的身价会超过 1 亿美元。Redfin 的计算则是，如果这些员工税后的股权价值兑现，理论上足以买下旧金山核心区 29% 的全部住宅。
与这类财富预期并行的，是技术岗位的大量消失。Dovey 写道，在一波又一波以“降本增效”为名的 AI 大跃进中，这座城市大约消失了快 5 万个技术工作岗位，科技岗位招聘量仍比疫情前低约 40%。
她提到，仍在岗的大型科技公司员工也处境紧张，Meta 员工甚至愿意接受公司要求安装的全天候键盘、屏幕追踪技术，“要么蒸馏自己，要么立刻下岗”。在她看来，这正是“永久底层”的现实处境。
这类毫不掩饰的新型阶级羞辱，也让上一代互联网时代以极客文化著称的公司，变成了如今人口中的“鱿鱼厂”。而距离 Facebook 当年引发全球关注的 IPO，不过才过去 15 年。
美国消费并非一体化叙事
Dovey 认为，如果只看消费数据，美国人依然很能花钱；但如果把消费类型拆开，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构。她写道，收入前 10% 的家庭在非必需品上的消费，几乎抵得上后 70% 家庭的总和。
财富分布同样高度集中。文中称，底层一半家庭拥有的财富不到 3%，顶层 10% 却持有 59%。因此，所谓 resilient US consumer，在她看来其实是两个世界被统计口径平均后形成的一行宏观数据：一部分人依靠资产升值继续承担旅行、医疗、教育和娱乐支出，另一部分人则连生活必需品都开始需要分期付款。
她进一步写道，疫情期间由政府资产负债表托住的消费，正在慢慢转移到居民资产负债表。信用卡余额从 2020 年底约 8200 亿美元升至 1.25 万亿美元，平均利率仍在 20% 以上。近一成劳动年龄成年人用“先买后付”贷款项目购买过日用品，其中约三分之一在过去一年出现逾期还款。
在她的表述中，广大中产的实际工资远远跑输通货膨胀，经济头条里所称的美国“需求韧性”，更多体现的是私有部门信贷体系的“韧性”。
中国过去 5 年的“均贫卡”
转向中国时，Dovey 将过去 5 年房地产对各个阶层的冲击概括为“一张均贫卡”。她写道，房地产作为居民财富核心锚的破裂，带来了财富效应逆转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衰退。
她认为，这一点也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中，财富效应的弹性高于收入效应。按文中说法，即便可支配收入保持增长，2025 年实际增长 5.0%，只要资产价格持续缩水，消费意愿就很难恢复。
她接着写道，当通缩预期成为社会共识，消费者行为会自我强化这一预期——越是不消费，价格越跌；价格越跌，越不消费。这个下行螺旋本身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预言。她援引 2025 年三季度城镇储户调查称，63.8% 的居民倾向“更多储蓄”，仅 19.2% 倾向“更多消费”。家庭部门的核心驱动，也从利润最大化转向债务最小化。
在她看来，中国的 K 型分化主要体现在内需与出口之间。她列出的数据包括：6 月出口同比增长 27%，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集成电路制造增长 67.3%；但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5.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8%，新房销售额下降 13.6%。
她还提到，WAIC 让科技从业者久违地感受到经济上行的吸引力，但真正上行的，只是少数基模公司的员工，以及“T 链达链”的供应商。
“消失的人下人”与被抹去的叙事
Dovey 写道，赢家天然更容易得到算法传播的青睐，普通人的痛苦则很难获得关注。在群体性的超短注意力里，每个人都忙着围观下一个赢家。失败者既没有市值，也没有叙事性，于是“人下人”同时从叙事和彼此的视野中消失，最后只剩下统计意义上的一个符号。
她回顾称，过去近 50 年，中国改革开放叠加全球化，美国持续输出资本、新资产与通胀，中国输出制造能力、规模效应与“中国速度”。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代人都相信同一条路径：努力工作、积累收入、购买资产、完成跃迁。
但她同时提出，如果未来职业不再稳定地产生收入，工作也不再足以定义一个人的价值，那么为何还要继续死守过去工作伦理下、围绕职业建立的身份、尊严和人生意义？在她看来，旧意义体系的崩塌，也释放了重新定义人的可能。
从劳动、工作到行动
Dovey 在文末引入 Hannah Arendt 对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划分。她写道，Arendt 将人的核心活动区分为 labor、work 和 action，并认为人不应只依靠劳动来证明自身存在，人还需要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也需要在公共空间中被他人看见。
按她的定义，所谓 action，是在没有剧本的时候，仍然选择进入地图，以主角心态去开启一件此前并不存在的事。她写道，没有任何模型能够替一个人决定：什么值得热爱，什么值得承担，又愿意和谁一起在这个巨大的 MMORPG 世界里升级打怪。
当既定路径无法再回答“你是谁”，她认为，尽管会经历阵痛和迷茫，但这也可能是一种迟来的自由。
文章最后写道，“人下人的消失，意味着每个人第一次被迫真正拥有自己的人生。”
她以一句电影台词收尾：“In case I don't see ya,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