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系教授约瑟夫·亨里奇在一场对话中提出，当前许多社会同时出现的竞争加剧、年轻人焦虑上升、关系疏离、孤独感增加、结婚率和生育率走低，以及社会信任下降，并不只是彼此分散的现象。在他看来，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人类本是依赖集体学习和相互依存而生存的物种，但现代社会正把个体从稳定关系网络中抽离出来，推动社会走向一种「假装可以独立运转」的状态。
这场对话由 Edu 指南创始人、主编何沛宽发起，围绕集体智慧、教育、智商、生成式 AI、个人主义、低生育率、孤独感与焦虑等议题展开。对话内容刊载于微信公众号「Edu指南」，MarsBit 进行了转载。
人类优势不在个体聪明，而在文化系统的积累
亨里奇在对话中重申了他在《人类成功的秘密》中的核心观点：人类真正的优势并不是个体智力，而是集体智慧。为说明这一点，他举了欧洲探险家进入陌生环境的例子。即便探险家拥有发达大脑和较强认知能力，到了那些狩猎采集者已生活数千年的地区，仍然无法独立生存，既不知道如何制造工具、建造住所、制作药物，也无法在当地环境中导航。
他认为，这恰恰说明了人类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单个人能凭空想出解决方案，而在于人们能够从前辈那里学习，继承那些经过多代人摸索、已适应本地环境的做法。所谓集体智慧，本质上是一种累积性的文化进化过程。思想、技能、技术和经验法则在代际之间不断传递、修正、优化，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工具箱」。支持人类扩张至全球、适应不同环境的，不是个体聪明才智本身，而是这套文化系统。
亨里奇还指出，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基因相对相似，但不同地区会呈现出显著不同的行为方式，原因就在于地方习俗已经根据当地环境完成适配。
什么是累积性文化进化
在解释累积性文化进化时，亨里奇将其概括为一个代际传递和持续优化的过程。上一代把观念、实践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交给下一代，下一代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这些内容，可能作出一些小幅改进，也会舍弃不再适用的部分，然后继续传给下一代。
经过很多代之后，形成的文化产物无论是复杂工具、社会制度还是知识体系，其复杂度都会远远超过单个个体在有生之年能够完全理解的上限。按照他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本身会变得比任何单独个体都更聪明。
他同时强调，在微观层面，运作良好的团队也会表现出一种集体智慧。只要团队内部沟通顺畅，并具备一定认知多样性，也就是成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个团队的整体表现往往会超过其中最聪明的个人。因为团队可以像一个更大的大脑那样运行，成员之间能够分享、评估、相互质疑并推动彼此的想法，最终共同完善论点。
智商不是跨时代、跨环境通用的永恒标准
对于现代社会高度重视「天才」和「智商」的倾向，亨里奇认为，个体智力的作用被高估了。他表示，人类大脑其实是为了适应人类自己创造的文化世界而塑造的，因此人会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针对性神经回路，以应对所在环境中的问题和挑战。
他举例称，神经科学家发现，儿童学习阅读时，大脑中会形成专门神经回路，甚至会影响到负责面部识别的区域。这说明，大脑会随着文化实践的需要发生「专业化」调整。
在他看来，智商更适合被理解为一套由特定文化环境塑造出来的认知能力。它在 20 世纪帮助人们有效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激励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所有时代、所有地方都代表同一种「好」的智力。亨里奇提到，一个在非洲平原上擅长狩猎采集的人，如果去参加现代智商测试，分数可能不高，但这不构成对其生存智慧的否定。
他在对话中还谈到「弗林效应」。这一现象指的是智商在 20 世纪显著提高，最初出现在最发达国家，后来扩展到全球。他认为，这种变化看似像是人类整体变得更聪明了，但更可能反映的是认知能力的逐步专业化，以及这种专业化在文化层面的延续。
他进一步指出，这类提升与学校教育关系密切。儿童进入学校后学习识字、算术，并参与特定游戏，这些活动会强化智商测试所考察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另一些能力可能减弱。亨里奇提到，他的同事海伦·戴维斯发现，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牧民在空间导航上表现极强，比如能够指出某座城市的方向，但一旦开始上学，这种能力会下降。
在他的判断中，智商衡量的更像是在 20 世纪工业化社会里成为一个优秀文化学习者的能力，例如词汇吸收等表现。但到了 21 世纪，特别是在生成式 AI 出现之后，人类需要的认知能力组合很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把智商视作永恒且通用的「智力」标准，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误解。
生成式 AI 会改变人们向谁学习
谈到生成式 AI，亨里奇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使用生成式 AI 的人显然正在借助它以多种方式学习，但真正关键的问题是，AI 在人类的社会学习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他提出了一连串尚待研究的问题：人们会不会全盘接受 AI 提供的信息，还是只把它当作起点；当 AI 的建议与医生或传统专家意见不一致时，人们会更相信谁；不同的人、不同情境下，这种选择是否会发生变化。
对于快速变化世界中的代际权威变化，亨里奇表示，这种观察很有启发性。在他的研究框架里，人天生会留意那些更成功、更有技能的人，也就是拥有「声望」的人。声望通常来自他人的追随和尊敬。在传统社会中，年龄通常与智慧相关，因为能活到高龄本身就意味着具备生存能力，也积累了更多经验。
但在快速变化的现代世界，祖辈成长的环境与今天青少年所处环境差异很大，这会制造明显代际鸿沟。年轻人可能因此觉得长辈经验已经过时，转而更多地向同辈甚至更年轻的人学习。亨里奇并未将这种变化简单判断为好或坏。他认为，一些处理世界的「元策略」可能仍然具有长期价值，例如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逆境。因此，在 Instagram 账号这类问题上，年轻人可能是更好的榜样；但在处理人生难题时，老一辈的经验依然可能重要。
人们如何决定向谁学习
回到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学习机制，亨里奇表示，人从婴儿时期开始，就会依据多种线索判断向谁学习。成功、技能、声望，是其中一组重要线索。
除此之外，人们还会参考与自身是否相似。按照他的说法，这种偏好在年幼儿童中就很强，比如女孩倾向模仿女孩，男性倾向模仿男性，这可能与人类进化过程中男女分工有关。
语言也是线索之一。人们更容易选择说相同方言、能彼此听懂的人作为模仿对象。虽然这种趋势不是绝对强烈，但在人群层面是存在的。
内容本身也会影响传播。亨里奇提到，世界各地的人都对食物相关内容表现出兴趣，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与此同时，人们也会特别关注某些日常声誉信息，尤其是流言、八卦或负面信息。这些内容往往扩散更快，也更容易被记住和反复讲述。
还有一种重要因素是情境影响。若差异不大，人往往倾向于跟随多数人的做法。如果大部分人都在做某件事，个体往往更容易把它当作一个可行选择。亨里奇强调，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盲从，但这种「随大流」倾向在多个领域都能观察到。
现代教育削弱了混龄学习
在谈到教育体系时，亨里奇指出，现代学校制度的一个问题是，把同龄孩子集中在一起，同时将他们与更年长或更年幼的孩子隔开。他认为，这种安排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根据人类学家在传统社会中的观察，混龄游戏群体对儿童成长非常关键。在这种环境里，年龄大的孩子模仿成人活动，年幼孩子模仿大孩子，而大孩子也会自然照顾小孩子。这种互动本身就是学习社交技能、责任感和同理心的自然过程。
相比之下，现代同龄人教育模式可能让儿童失去这类经验。亨里奇并没有否认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种制度安排确实改变了社会学习的形态，也削弱了一部分原本嵌在日常生活中的集体学习能力。
模仿并不排斥创新
对于现代社会高度强调创新、却往往轻视模仿的倾向，亨里奇给出的回答很直接：人类几乎从来不是从零开始创新的。文化进化的研究，核心之一就是考察人在什么条件下会更倾向向他人学习，而不是自己从头摸索。
他认为，人类之所以如此依赖文化进化，是因为几乎任何发明都建立在既有文化成果之上。想发明一种新通信设备的人，不会从树枝和藤蔓开始，而会从现有手机或电脑出发，再尝试做改进。
更重要的是，深入分析任何重大创新或科学发现，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现有思想的重新组合。按照亨里奇的说法，人完全可以通过模仿实现创新：从一个人那里学到一个想法，从另一个人那里学到另一种做法，再把它们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产生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至于个人应如何找到值得学习的榜样，亨里奇给出的建议是，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认为，这类直觉经过进化塑造，通常相当可靠。但他也提醒，面对面、真实接触的榜样，其影响力往往远大于屏幕上的虚拟榜样。
现代社会中的声望，正在与繁衍脱钩
在界定「成功」时，亨里奇先从物种层面展开。他表示，如果把人类和其他动物相比，人类作为热带灵长类动物，却已经扩散到几乎所有主要生态系统中。按陆地哺乳动物可获取能量对应的生物量计算，人类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他甚至表示，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唯一真正的竞争对手是蚂蚁，尤其是在把可驯化动物也计入时更是如此。就此而言，人类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物种，至少是最成功的陆生脊椎动物。
但从进化生物学角度，成功最终仍然指向更高的生存率和繁殖率。亨里奇认为，人类的一切学习能力，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然而在现代世界，这两者被「短路」了。大致从 19 世纪开始的人口转型带来生育率大幅下降，如今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他与其他一些文化进化研究者认为，可能的原因之一在于，「声望」和「遗传适应性」发生了分离。在现代社会，能够带来声望的事情，比如接受高等教育、从事高要求职业，往往同时也意味着更少的生育。传统农业社会里，孩子是劳动力，是财富的一部分；但在现代知识经济中，孩子变成了时间和精力上的巨大投入。于是，人们通过文化学习追求的成功，与基因层面追求的繁衍成功，已经不再一致。
低生育率可能压低创新能力
对于低生育率，亨里奇没有把它简单定性为单一问题，而是从文化进化角度提出另一层担忧：生育率下降可能会抑制创新能力。
他的逻辑是，规模更大、联系更紧密、认知更多样化的群体，通常创新速度更快。如果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开始收缩，那么创新增长也可能放缓。虽然社会可以通过增强内部连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但从长期看，过低生育率可能会让创新总水平下降。
他也指出，历史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困境。古罗马时期，精英阶层同样面临低生育率问题；而后基督教兴起，通过建立新的价值观和激励机制，提高了信徒生育率。亨里奇表示，也许未来还会出现新的文化或宗教变革，改变当前趋势。至少从现有全球数据来看，信教者的生育率仍高于不信教者。
低结婚率、独居增加与孤独感蔓延
当被问及结婚率下降时，亨里奇表示，这并非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但他注意到，结婚率下降与独居率上升是同步出现的。越来越多人独自生活，而这种变化也与社会中孤独感的扩散相对应。
在他看来，这很可能与个人主义的兴起有关。当人们更关注自身特质和个人事业发展时，建立传统家庭以及长期稳定人际关系的意愿可能会下降。
从文化进化角度看，问题的核心是，人类原本就是高度相互依存的物种。亨里奇提到，狩猎采集者社会中的个体几乎完全依赖群体其他成员生存，分享食物、共同防御、照顾伤者都是日常。现代社会虽然由各种机构承担了其中许多功能，但人的情感深处仍然需要那种相互依存感，需要真正嵌入某个群体之中。
他特别提到，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感受到自己对家庭、朋友或社区有所贡献，心理状态往往会更难受。也正因此，他虽然承认当下问题存在，但仍表示自己是乐观主义者，相信文化进化最终会找到解决方案。
这种解决方案未必是传统大家庭或旧式邻里共同体，也可能是基于共同兴趣形成的志愿社群，或一群能够互相帮助、甚至共同抚养孩子的朋友关系网络。亨里奇认为，人类完全可以重新塑造社群，以满足对丰富社交互动和彼此关心的情感需求。
谈到 AI 朋友和 AI 浪漫伴侣时，他直言这种现象「很奇怪」，并表示自己并不确定它将如何融入文化进化的叙事。
从春节大家庭到城市小家庭
当话题转向春节期间大家庭聚会与城市小家庭的变化时，亨里奇表示，他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来自多年研究中逐步积累的观察，而不是一个完整实证案例。他认为，许多合理的经济激励和个人主义的抬头，都在推动大家庭、宗族等结构的瓦解，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模式。
但他同时指出，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最大化人类繁荣。按照他的看法，人处在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中时，通常会过得更好。一个健全的人际网络中，应该存在一些真正依靠你的人；没有你时，他们的生活会更困难，而你也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这种被需要和相互依靠，本身会带来社会温暖与安全感。
因此，他相信社会会逐步找到新的方式培育这种相互依存网络。它不一定会以制定宏大计划的方式出现，但可能以另一种仍然能促进人类繁荣、提供温暖和安全感的形式出现，帮助个体在大城市生活中不至于彻底失去方向。
个人主义的边界：适度有利，过度会伤害心理健康
对于个人主义与集体智慧是否冲突的问题，亨里奇认为，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个人主义」。他指出，适度的个人主义并不一定破坏集体智慧，反而可能滋养它。因为适度的个人主义鼓励个体发展自身特质和成就，而这种基于个人能力的自信，会让人更愿意与陌生人建立合作和信任。
他举例说，在高信任度的个人主义社会里，人们可以在酒吧认识新朋友并开始合作，学者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流思想。这种模式在过去几百年中极大推动了创新和经济发展。
问题出在个人主义发展到「亚原子」层面，即连核心家庭以下的联结都被削弱，人们独自生活，不再依赖任何相互依存的人际网络，只依赖非人格化机构维持生活。当这种情况再叠加社会信任下降时，心理健康问题就更容易出现。
线上社交无法替代线下互动
针对线上社交媒体能否成为线下社交完美替代品的问题，亨里奇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表示，目前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替代关系。
在他看来，创造力与信任的建立，需要大量线下互动中的细微元素，包括偶然相遇、面对面眼神交流、共同发笑时的即时反馈。作为哺乳动物，触摸、拥抱以及很多人甚至未必能意识到的感官体验，对加深情感与记忆都很关键。至少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虚拟世界还无法复制这些体验。
焦虑的一代，与竞争和集体托底的消失有关
对于年轻人普遍感到焦虑和迷茫、同时面临激烈竞争的现象，亨里奇认为，这与前述所有讨论密切相关。现代年轻人很少有机会照顾年幼孩子，或者像为家庭捕鱼做晚餐那样，完成一种实实在在、带有成年人意味的贡献。
他回忆自己在斐济的工作经历时提到，那里 10 岁的孩子放学后会去捕鱼，为家庭提供食物，同时照顾弟弟妹妹。对社区和家庭的贡献感会带来自信，也会让孩子和他人建立更深联系，从而缓解压力和焦虑。
他认为，当人感到满足和快乐时，对竞争的焦虑感会下降。而现代社会之所以竞争感格外强，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些情感支撑消失了，每个人都被单独推向竞争场。
他在这里提到了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提出的「焦虑的一代」，并认为社交媒体抓住了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但除此之外，还涉及育儿方式变化以及集体结构的消失。按照他的描述，儿童原本应在混龄游戏群体和社区环境中成长；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没有兄弟姐妹、邻里中孩子也很少的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中，那么他事实上并不是在一个真正的社区环境里长大。
给读者的建议：投资朋友、亲戚和现实关系
在对话最后，何沛宽请亨里奇给读者一些基于研究的建议。亨里奇的回答没有落在抽象概念上，而是回到最具体的人际关系。
他说，人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建立关系网络和朋友圈上，投入朋友、亲戚这类真实的人际连接之中。按照他的说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和身心健康，也会在建立友谊的过程中培养创造力，以及其他相关能力。
整场对话里，亨里奇反复强调的核心并不是反对技术、教育或现代制度本身，而是提醒人们，不应把自己理解成可以脱离他人、脱离群体而独立运转的个体。对他来说，今天围绕焦虑、孤独、婚姻、生育、信任和代际断裂的许多现象，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支撑人类长期繁荣的那套集体学习与相互依存机制，正在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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