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在一场专访中回顾了自己过去数年的急剧转折：从加密行业最具代表性的交易平台掌舵者，到因美国司法部起诉卸下首席执行官职务，并在美国服刑 4 个月。如今，在获得赦免后，这位 49 岁的工程师将重心放在教育、早期投资和监管咨询上。
按照报道说法，赵长鹏一手打造的币安自 2017 年 7 月成立后，在数月内成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报道提到，币安在 2025 年的交易总金额达到 34 万亿美元，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全年股票交易总额，用户数达到 3 亿，接近 Netflix 的会员规模。
赵长鹏说，自己人生前 40 年“平淡无奇”，创立币安后，因为运气好，做成了“历史上最快实现 10 亿美元利润的新创”。他还提到，外界对他的关注，甚至可能起于那些穿着帽衫的照片，“我的人生的确开始改变，甚至变得不可思议，以至于我觉得电影都缺乏想象力。我的现实疯狂多了。”
这场专访中，赵长鹏的形象并不张扬。隔着视频画面，他戴着细框眼镜，穿着带有币安 logo 的 T 恤，更像一名低调的工程师。报道也提到，在创办币安之前，他本就是技术出身。
谈美国起诉与 4 个月刑期
报道指出，3 年前，美国司法部对币安及赵长鹏个人提起诉讼，涉及违反《银行保密法》、无照经营货币传输业务、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制裁规定等。当时，币安已先后从上海、东京、新加坡迁移到迪拜。
赵长鹏在专访中对相关案件的描述是：“我自愿飞往美国，承认违反了美国银行保密法的一项条款。简单说，币安在早期服务了美国用户，但没在美国注册。这就是我的全部罪行。”
他同时表示，自己认为案件不涉及欺诈、洗钱，也没有受害者或用户损失。但美国法院仍判处其监禁 4 个月。报道称，他成为首位因《银行保密法》违规而入狱的人。
在赵长鹏看来，赴美协商前，他并没有预想到自己会在美国坐牢。“我想说可能要交罚款、可能需要被在家软禁，没有想到结果会这么差。”不过，他表示，当时更重要的，是尽快把问题解决，并把对行业和用户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他在采访中还提到，当时美国政府对虚拟货币“比较反对”，因此最后结果比他的预期更差一些。但他也说：“我觉得整体来讲，我的人生运气已经非常好了，运气不好的时候总是也要有一点的。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跟绝对的不公平，都是自己怎么想而已。”
服刑、写书与赦免
报道写到，赵长鹏在司法程序拖长之后，被迫让节奏慢下来。受监狱顾问 Michael Santos 启发，他开始构思写书。
在狱中，他使用一台不能联网、也不能复制粘贴的共用电脑，每天 15 分钟，逐字敲出回忆录《币安人生》的草稿。报道提到，这本书的繁体中文版已于 7 月中上市。
报道还称，在赵长鹏服刑、缴纳罚款并出狱一年后，喜欢加密货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了币安与赵长鹏个人的定罪记录，并终止司法部原定 3 年的监管期。
从江苏到温哥华，中文带着“台湾腔”
专访中另一个细节是赵长鹏的成长经历。报道提到，他出生于江苏省赣榆县青口镇，12 岁时因父亲赴加拿大读博士，全家移居温哥华。
赵长鹏说，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好友几乎都是台湾人，“第一个女朋友也是台湾人”。他还表示，自己访台超过 30 次，从北到南都很熟。也因为长期处于台湾移民家庭聚集的华人社群，他的英文比中文流利，而中文口音则带着一些“台湾腔”。
报道提到，他大学选专业时，曾一度听从台湾朋友母亲的建议选择生物，原本想走医生道路，最终还是放弃，转向写程序。
技术背景与币安的全球化组织
在创办币安之前，赵长鹏曾在东京一家知名软件公司工作，也在纽约彭博负责期货交易系统，并带领 60 人开发团队。之后，他回到上海创业，成立金融科技公司，为多家大型交易所提供系统服务。
由于熟悉大型交易所系统，赵长鹏在创建币安后，在系统稳定性、交易界面和速度上压过当时竞争对手，并围绕 BNB 代币、BNB Chain 和交易所建立起币安生态。
赵长鹏在采访中回顾，自己大约在 2013 年刚接触数字货币时，很多人都想做交易所，但真正关键的是能否做得“更好、更快、更便宜、服务更好”。他提到，在进入加密行业前，自己已经做了很多年交易系统；2015 年创立比捷科技时，他已经有团队、系统和产品，只需要把这些变成一个交易所就能上线。
他还表示，何一当时加入负责营销，团队也补上了客服人员。这也是他第一次做面向消费者的业务，让他意识到客户服务和市场运营同样重要。
“总部在地球上”的管理方式
报道援引 Yzi Labs 负责人张灵的话称，币安从第一天起就建立了一套“不依赖物理边界”的组织运行逻辑。所谓物理边界，包括国家和时间。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区出现问题，总会有币安的人处理。
在加密行业尚未被各国全面纳管时，币安团队甚至用“总部在地球上”来形容自己。报道指出，在一个缺乏成熟先例的行业里，这样的团队运转依赖共同使命、信任和对结果负责的价值观。
赵长鹏也在专访中解释了自己对分布式办公的理解。他说，这种模式首先省去了通勤时间；其次，时间更自由，适合一个永不停机的平台；再者，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招聘，人才不必搬家，“全球变成了你的人才库”。
不过，他也提到这套模式的不足。比如他曾在迪拜见到一名员工，对方说在币安工作 3 年，那是他见过的第 3 个真人。赵长鹏认为，人有时还是需要面对面见一面。另一个挑战是管理：由于看不见员工每天在做什么，管理者只能在线沟通，因此必须完全以结果为导向。
他说，要克服这些挑战，管理上就一定要结果导向，这样才能快速打造出一家全球化公司。
对于企业文化，他的看法也很直接：文化和价值观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在每一次决策和行动里逐步形成。团队看多了，自然就会知道老板会怎么决定，久而久之共享的文化和决策体系就出现了。
他举了早期中国禁令时期的一个例子。币安当时清退中国的 ICO 用户，额外花费 600 万美元补贴用户损失，这相当于公司当时 40% 的资产。赵长鹏说，这笔钱其实“完全不需要花，因为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因为这些人是平台用户，团队最终还是决定补贴。
张灵眼中的赵长鹏
张灵在 2018 年与赵长鹏共同创立了创投孵化器币安实验室。该机构后来孵化出 Polygon、Injective、Kava 等项目，并在去年更名为 Yzi Labs，投资范围也随之扩大。
报道提到，这也是赵长鹏卸任币安首席执行官后，仍然深度参与的少数与币安相关项目之一。
张灵对赵长鹏的观察是，他看问题非常锐利，决策“快、狠、准”，而且在高压环境下情绪异常稳定，不会被市场噪音或短期恐慌带着走。她认为，这种定力在创业者中并不常见。
赵长鹏则用更简短的话描述自己：“多数时候，我都是在想要怎么解决问题。”他给出的原因是，“未来的机会，永远比过去更多。”
狱中放慢节奏后，重新看待家人与教育
报道指出，这位长期专注于解题和推进事务的工程师，在自传中用了很大篇幅书写家庭记忆。狱中的慢节奏，让他重新思考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回忆里，父亲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曾在文革中被迫中断大学学业，但在煤油灯下也没有停止学习。10 年后，父亲重新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来又申请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成为教授，也因此让全家移居温哥华。
这段经历让赵长鹏一直相信教育的力量。离开币安后，他创办了非营利教育平台咯咯学院。
报道还写到，赵长鹏的父亲每次在离别和重逢时，都会扛着一台当年并不常见的大相机，为一对子女拍照。这也让赵长鹏喜欢上摄影。
张灵提到，有一次币安在日本北海道组织员工旅游，她带着丈夫和不到 3 岁的女儿同行。赵长鹏在酒店见到他们一家后，对她说：“多拍点影片吧，等她长大以后，这些影片会非常珍贵。”
赵长鹏还特别强调，视频比照片更好，因为自己以前陪孩子时拍了很多照片，但等孩子长大后，她们最喜欢看的，其实是那些有声音、有动作、保留当时样子的影像。
离开币安之后的三项工作
对于当前的安排，赵长鹏说，自己现在主要做三件事。
第一项是免费教育项目咯咯学院。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团队现在大约有 60 人，他每周会与团队开几次会，投入时间不算特别多，但整体架构已经搭起来了。平台目前已有超过 60 万用户，作为一个上线不到一年半的免费平台，用户数量“比 10 个大学加起来的用户都多”。
第二项是 YZi Labs，主要做早期投资和孵化。他说，这项工作也延伸出另一层角色，就是为很多创业者担任导师。
第三项是为政府单位提供顾问服务。赵长鹏表示，他目前在为 10 到 20 个政府单位提供咨询，帮助这些机构把加密货币监管框架做得更好一些。
他说，光是这几件事就已经很忙，剩下的时间不多。由于世界变化很快，“每 1、2 年我们可能都会很难预料 2 年之后具体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未来安排也可能继续变化。
他还提到，自己在投资过程中看了很多生物科技和 AI 相关内容，目前也在学习，不排除未来再做一些新的事情。
“老的时候对自己满意”
谈到人生目标时，赵长鹏给出的答案并不是一个数字，也不是某个必须完成的目标。
他说，自己的想法一直很简单：按自己的能力，对社会做一点贡献。能力小，就贡献小一点；能力大，就尽量多做一点。
他最后说，自己的目标，是年老时能够对自己满意，“I did my best, right?”只要能对自己这样说，他就会觉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