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一名硅谷投资人赴中国走访了多家一线投资机构，也与多家头部机器人和生物科技公司的管理团队见面。其观察是，硅谷当下流行的一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中国正在开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机器人等几个面向未来的关键领域取得优势。
这篇由 Bohan 撰写、Chemistry 署名，律动 BlockBeats 编译的文章称，中国开源模型已经成为硅谷初创公司最常使用的一批模型之一。在美国政府限制 Fable 之后，文章认为，中国反而接过了支撑全球开放式 AI 技术栈的角色。
在生物科技领域，文章称，中国临床试验中的大多数项目都是创新疗法，而美国 FDA 临床试验中约有一半药物来自中国授权引进。机器人方面，其判断是，中国既拥有规模化生产训练数据的结构性优势，硬件开发和反馈迭代速度也非常快。
不过，作者同时提到，即便拥有这些优势，中国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并未因此自满。相反，当地普遍存在一种强烈意愿，希望持续了解硅谷在思考什么，硅谷仍被视为全球创新中心。
文章提到，一位顶级风投机构人士曾表示，每当 Benchmark 或红杉发布新一期播客，他都会将其列为全公司必看内容。作者还说，自己在 X 和 LinkedIn 上发布的内容，通常会在几个小时内被中国 AI 圈主流媒体翻译，甚至连 X 评论区留言也会被截图翻译出来。
在作者看来，这种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中国团队的学习速度，可能帮助其缩小与硅谷之间的差距。但至少在当前阶段，中国市场依然在高度关注硅谷的判断与方向。
更严苛的资本环境
文章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度相对较低，对创始人的要求也严苛得多。这样的环境一方面可能催生执行力更强、竞争风格更凶悍的公司，使其具备在全球市场击败对手的能力；另一方面，巨大的压力和个人责任，也可能刺激出更多泡沫与欺诈。
作者写道，从首尔到特拉维夫，全球多数科技中心都以硅谷为模板，但中国在许多方面更像另一个平行体系。要理解中国如何走到今天以及下一步可能走向哪里，观察其创新融资方式是一条重要线索。
要么上市，要么出局
在与多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交流时，作者最意外的一点是，这些公司几乎都在计划明年 IPO，而且已经开始全速推进。
文章称，这些公司没有一家达到宇树科技或月之暗面的规模。即便是后两者，若要在纳斯达克上市也未必容易。但在交流中，所有公司都表示自己准备上市。
作者给出的解释是，它们并非因为已经完全具备上市条件，或市场时机已经成熟，才推进 IPO，而是因为别无选择。在中国，很多初创公司上市，首先是一种被迫的退出安排。
文中提到，许多中国创始人在签署投资协议时，会接受带有明确约束的条款：必须在限定期限内，以高于某一最低收益率的标准向投资人返还资本。这个期限有时是 6 至 8 年。若无法实现，公司甚至创始人个人都可能承担回购和偿还责任。
这类安排在中文语境中被称为“明股实债”，也就是表面上是股权投资，实际上带有债务性质。作者认为，中国的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耐心更少，对结果的要求也更加直接。
在这样的生态里，创始人为了创办高风险公司，往往需要承担巨额个人责任。文章提出疑问：当赌注高到这种程度，创新究竟如何发生？但作者给出的结论是，中国创始人确实愿意押上一切。
在其看来，这套激励机制一方面塑造出一批全球最精干、最强悍的公司，也塑造出把个人全部投入公司的创始人。当这些企业无法在中国激烈竞争环境中赚到钱时，往往会转向海外市场，并迅速压制当地竞争者。
文章用一句话概括这种状态：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种可试可退的创业体验，而是一场要么赢得一切、要么失去一切的游戏。
并购退出为何难以成立
文章接着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退出方式往往只能是 IPO，而不是并购？公司是否不能通过被收购来让投资人回收资金？
作者的答案基本是否定的。他写道，中国几乎不存在真正成熟的并购市场，因此多数初创公司只能依靠 IPO 退出，必须一路走到底。
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公司的估值较低，劳动力成本也低。对大公司来说，与其收购一家初创企业，不如直接复制其想法，而且往往还能复制得更快。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公司通常野心很大，也习惯横向扩张。文章举例说，一家智能手机公司可能同时生产跑车、开发企业软件。这样的企业天然更倾向自己做业务延伸，而不是通过收购补齐能力。
作者还提到，在中国，通过“人才收购”为创业团队提供软着陆的机会也很少见。
不过，对中国创始人而言，仍有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本地 IPO 门槛总体低于纳斯达克或纽约证券交易平台。这里所说的门槛较低，不一定是监管要求更松，而是公开市场对这类公司的接受程度更高，投资者更愿意买入它们的股票。
文章称，近年来中国已有不少科技公司在收入或客户基础仍较薄弱的情况下完成 IPO。若按当前美国科技市场的估值标准衡量，这些公司规模远远不够，但在本地市场仍成功上市。
文中还提到，香港交易平台目前正处于牛市。智谱作为少数纯大语言模型上市公司之一，股价也曾大幅上涨。但作者判断，这些公司若放到美国市场，恐怕无法完成上市。
对于这一差异，文章给出的一种解释是，亚洲股票市场中个人投资者占比更高。即便如此，作为科技公司首选上市地的香港交易平台，机构化程度仍高于 A 股市场。
作者同时指出，这轮亚洲牛市能持续多久仍不明确。当地许多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为一些最热门行业可能出现的下跌做准备，希望在市场暴跌后以更低价格买入股票。
三类资本池
文章进一步追问，既然融资条款如此苛刻，为什么创始人仍会接受？按常理，风投之间的自由竞争本应像美国市场那样，在 Founders Fund、a16z 等机构推动下，逐渐向创始人友好靠拢。
作者承认，这种变化确实正在发生。但他同时强调，中国风险投资生态仍比美国年轻得多。更关键的是，中国创始人面对的资本来源不同，背后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激励机制。
地方人民币基金
第一类是地方人民币基金。这类基金通常由省级或市级政府资金支持，附带条件也往往最为苛刻。它们经常要求企业在当地设立办公室或工厂，以创造就业岗位并吸引人才。
文章称，这类人民币基金的目标不只是获得资本回报，还承担着带动所在地经济发展的任务，因此其激励机制与只看投资收益的西方基金并不相同。相关要求往往集中在就业和人口流入，而这又有助于稳定当地房地产市场。
作者也解释了创始人为何仍接受这类资金：如果想进入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机器人等最热门领域，而这些又是国家高度关注的产业，有时只有人民币基金可以投资。文章举例提到 DeepSeek。
本土美元基金
第二类是本土美元基金，包括传统的一线中国风投，如红杉中国、高瓴、真格基金、启明创投和 IDG。文章提到，启明创投与美国 Matrix Partners 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关系，其中许多机构同时管理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
与第一类资本相比，这些基金通常对创始人更友好。过去 20 年里，许多中国家喻户晓的公司背后都有它们的支持。
作者写道，这是中国创始人最希望获得的资金来源，尤其是那些计划走向全球市场的公司。文中还补充说，从红杉中国成立到后来与红杉分拆之前，它一直是红杉体系中投资表现最好的部分。
外国基金
第三类是纯西方基金。作者将其定义为“像我们这样的”外国基金。
文章称，从历史上看，不少西方基金曾在中国获得丰厚回报，例如 Coatue 和 Tiger Global。但现在，外国资本对中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已经大幅减少。
文中提到，Benchmark 对 Manus 的 B 轮投资属于异常案例，而且很可能会是最后一笔类似交易。作者认为，这笔交易后来引发的后果，进一步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热情。
不过，作者也指出，投资人总希望自己具备逆向思维。他曾问过 Founders Fund 的一名成员，现在还有什么方向算得上逆向，对方承认，加密货币和国防科技都已相当拥挤，中国可能是仅存的逆向命题之一。
FA 中介层
文章把 FA 视为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另一项独特特征。FA 是 Financial Advisor，即财务顾问的缩写，但业内通常直接称其为 FA。
作者指出，FA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富管理机构，而更像服务早期融资的投行人士，负责为项目做包装和营销，并在初创公司与风投机构之间撮合交易。
在作者看来，整个融资生态中存在如此庞大的一层中介，令人困惑。风投机构实际上将项目搜寻和第一轮尽职调查部分外包给了 FA。对于许多创始人来说，FA 也是接触资本的第一站；不少创始人也愿意借助 FA，与强势而精明的风投机构谈判。
但文中同时强调，这里面显然存在利益冲突。FA 不可能持续把逆向筛选后质量较差的项目推给同一家风投，否则就会失去对方的信任和准入资格。
在收费上，FA 通常收取融资额的 2% 至 5% 作为佣金。作者称，在那个体系里，这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税费。
他还问过一位顶级投资人，为什么风投机构会容许这种情况。依赖 FA，难道不会失去独家项目来源带来的超额收益，也无法比其他机构更早看到好项目吗？对方的回答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运转的。”
文章补充说，机构当然也会投资没有 FA 参与的项目，但许多最优秀的项目，在最初几轮融资中都会由 FA 主导协调。甚至有 FA 会提前设计整套融资接力方案，例如由红杉中国负责种子轮，高瓴负责 A 轮，两家共同参与 B 轮，以此帮助公司建立融资势能并加快运转。
隐形的关系网络
在作者看来，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网络既不公开，也很难被外界读懂。这既是关系导向文化的结果，也反过来持续强化这种文化，并深刻影响着商业活动的日常运行方式。
文章直言，中国是一个依靠“关系”运行的社会。
作者写道，LinkedIn 从未真正进入中国市场，本土模仿者也没有成功。多数情况下，人们只能通过熟人介绍去认识别人，退一步也只能加入规模较大的群聊。文中提到，微信群人数上限是 500 人，而 iMessage 群聊上限只有 32 人。
在这种环境下，没有陌生邮件，没有 LinkedIn 私信，也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外呼。作者认为，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从未真正发展出成熟的 B2B SaaS 产业。这种文化同样塑造了风投机构与创始人的互动方式，一般来说，投资人不会直接私信创始人。
这也是 FA 得以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按照作者的说法，FA 为封闭的关系网络提供了“关系流动性”。
文章还提到，大多数中国人在网上和微信上都会保持某种匿名状态。添加一个人的微信后，对方很可能使用动漫、卡通或风景图片作为头像，并以网名、化名，或相对缺少私人属性的英文名作为用户名。作者甚至表示，自己遇到过一些人拒绝透露真实姓名，只愿意使用昵称。
国家之手
文章最后提到的因素，是国家设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也就是由国家规划推动的产业政策。作者认为，西方对这种模式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对象来自国会山还是硅谷，以及其具体立场。
在中国创新生态中，政府扮演着远比西方更重要的角色。文章称，政府既是许多基金的主要有限合伙人，也会通过制定更有吸引力的法规、提供税收优惠和土地优惠，吸引初创企业落户当地。
与此同时，政府还会通过明确提出希望某个行业发展起来，影响风投机构的投资方向。作者举例说，过去 10 年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本土半导体产业。
文中还提到中国脑机接口产业作为一个更具体、也更个人化的产业政策样本。由于某地政府是脑机接口技术的坚定支持者，作者曾与其旗下投资机构成员交流，对方称，他们已经投资了这一领域的许多初创公司，其首要目标是建立这一战略产业，而不是追求传统风投回报。作者将这种做法类比为美国的 In-Q-Tel。
整篇文章围绕一个核心判断展开：中国在若干前沿科技方向上已具备明显竞争力，但支撑这些公司的资金、退出与关系结构，与硅谷并不相同。IPO 压力、地方资本目标、FA 中介层以及不透明的关系网络，共同构成了这套体系的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