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成像难诊断心理障碍:学者称反社会特质可被改善

脑成像难诊断心理障碍:学者称反社会特质可被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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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Editor 01
2026-07-05 23:45:12
乔治城大学心理学教授Abigail Marsh表示,现有fMRI等脑成像技术难以准确诊断心理障碍;与此同时,精神病态特质并非不可改变,若积极干预,相关表现有望改善。

在一场围绕心理学、神经科学与社会认知的访谈中,乔治城大学心理学系及跨学科神经科学项目教授 Abigail Marsh 对当前脑科学研究中的多个热门议题作出回应。她指出,外界常被寄予厚望的脑部扫描技术,尤其是fMRI,在心理障碍诊断上的能力仍然十分有限;同时,公众与临床实践中对“精神病态”是否可治疗的悲观判断,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夸大。

脑成像技术仍难承担“精准诊断”任务

Marsh 强调,当前常见的脑扫描方法并不能直接测量神经元活动。以 MRI 或 fMRI 为例,其核心更多是观察脑部血流变化,而非直接捕捉神经元放电本身。因此,如果将这类成像结果直接用于心理障碍的个体化诊断,容易高估技术能力。

她进一步指出,这些工具同样难以完整反映神经递质系统的变化,例如多巴胺血清素等关键机制并不能被现有扫描方式充分刻画。换言之,研究者虽然能够看到部分脑区在任务中的激活差异,但距离真正理解复杂心理疾病的生物学基础,仍有显著距离。对于神经科学产业、医疗科技公司以及依赖“脑科学概念”包装的商业叙事而言,这一判断也提醒市场应避免对现阶段技术形成过度预期。

“精神病态”并非注定无法改变

在访谈中,Marsh 对精神病态特质的可塑性给出了相对明确的态度:相关特质可以改变,也可以改善。她认为,社会上长期存在一种“毫无治疗希望”的悲观论调,但从现有证据看,这种悲观并没有充足依据。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指出现实中的问题并不只是“疗法不足”,还在于很多时候社会和临床系统并没有真正积极尝试去治疗。换句话说,关于精神病态不可治疗的印象,某种程度上也来自实践层面的忽视与放弃,而不完全是科学证据本身的结论。Marsh 认为,一旦真正尝试干预,治疗往往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这一观点对公共卫生和心理健康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它意味着,对于高风险人格特征或行为问题,社会资源配置不应停留在标签化和隔离化层面,而应更多转向早期识别、持续干预和长期支持。对于医疗创新、数字疗法及神经精神健康赛道而言,这也可能意味着未来仍有较大的研究与应用空间。

认知多样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

Marsh 还谈到一个更具社会性的议题:认知多样性。她表示,那些处于认知特征分布“两端”的人,无论是自闭症谱系个体,还是具备高度特殊认知能力的人,往往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某种程度的“伪装”或“掩饰”,以便更贴近主流社会的行为期待。

这种现象反映出,社会运行往往以“中间值”为默认标准,而非常态化地接纳差异。对于不少人来说,融入群体并非自然发生,而是需要持续消耗注意力与心理能量去调整自身表达、互动方式与情绪反应。Marsh 的观点提醒外界,心理健康讨论不应只聚焦“疾病”,还应重视那些不完全符合主流规范的认知类型如何被社会制度接纳。

精神病性障碍背后的神经机制更复杂

谈及精神病性障碍时,Marsh 认为,这类人群往往存在较为广泛的脑内“连接或布线问题”,尤其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更为明显。她指出,这些个体常常难以进行有效的现实检验,也难以筛除与当前情境无关的杂乱思绪,从而影响推理连贯性。

从神经科学角度看,这意味着相关障碍并不只是情绪波动或简单的认知偏差,而是涉及更广泛的信息整合与监控机制问题。也正因如此,社会在面对精神病性症状、妄想或极端信念时,若仅以道德判断或意志薄弱进行解释,往往会忽视其背后的生物学与认知基础。

极端信念与“拯救世界”式自我叙事

Marsh 还提到,一些深陷阴谋论或被监视、被针对叙事的人,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在制造麻烦,反而常常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阻止灾难、拯救世界。这种心理机制的复杂之处在于,外界看到的是荒诞,但当事人体验到的却可能是高度一致且强烈的使命感。

这一观察有助于理解为何极端信念往往难以通过简单辩论被纠正。因为问题不只是信息真假,还涉及个体如何组织现实、确认自我角色,以及如何在混乱世界中寻找因果解释。对于平台治理、内容审核和公共传播而言,这意味着单纯依赖“事实核查”未必足够,社会还需要更细致的心理支持与风险沟通机制。

“Psychopath”是科学术语,“Sociopath”更多是流行说法

在术语使用上,Marsh 明确表示,“psychopath”或“psychopathic”目前已是科学研究中更被接受的表述,并拥有相对明确的评估框架;相比之下,“sociopath”更多只是媒体、影视作品和大众文化中流行的口语化说法。这一区别对于公众理解心理学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流行文化往往会放大污名和误解,削弱对真实临床问题的认识。

美国利他行为水平较高的观察

除病理研究外,Marsh 也提到一个较少被注意的现象:如果以可测量的利他行为来看,美国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她指出,尽管美国在整体幸福感等指标上并非始终位居最高,但在利他行为维度上,表现相当突出。这也与她长期研究“极端利他主义”与恐惧加工机制的学术背景相呼应。

总体来看,这场访谈传递出的核心信息是:当前神经成像技术仍不足以承担心理障碍的精准诊断重任;与此同时,诸如精神病态等长期被视为“难以改变”的特质,并非完全不可干预。对科研界而言,这意味着技术进步仍需时间;对市场而言,则提示神经科技和心理健康赛道既存在长期机会,也伴随着明显的认知偏差风险。未来,谁能在严谨科学、临床可行性与社会包容之间找到平衡,谁就更有可能推动这一领域真正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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