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in Center 的 Laz Pieper 在 CoinDesk 撰文称，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一直在汇总美国人的金融活动数据，进行分析后再向地方执法部门提供潜在犯罪嫌疑人的线索。这种做法被称为“预测性执法”，他认为其本质上带有威权色彩，因为它依赖大规模监控来收集和分析足够多的数据，再据此判断一个人是否可能在国家眼中构成犯罪。
文章开篇直接指出，依据消费习惯所反映出的政治倾向来锁定美国人，是对金融体系的滥用。Pieper 认为，信息本身会讲述一个故事，但故事如何被讲述，取决于掌握数据的人。国家作为数据收集者，也就成了叙事者：由它决定连接哪些线索、描绘出怎样的个人画像。这种机制很容易被滥用，因为面对海量信息，任何人都可以挑选其中一部分来支撑自己想要表达的结论，并据此采取行动。
他援引黎塞留枢机主教的一句话来说明这种风险：「如果你给我六行出自最诚实之人手笔的文字，我也能从中找出足以把他送上绞刑架的内容。」在他看来，预测性执法的逻辑正是如此：执法部门盯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判断其是否可能犯罪，然后再据此采取行动。当前的问题在于，这种预测性执法的一部分建立在对美国民众金融活动的监控之上，等于把交易记录当成了尚未发生犯罪之前的证据。Pieper 认为，这种做法既不符合美国的政治传统，也违反宪法，因为在这种体系下，一个人并不是“在被证明有罪前无罪”，而是始终处于国家随时准备起诉的怀疑之下。
DHS 备忘录与蒙大拿州交通拦截案例
文章列举的最直接案例是 Kyle William Olson。Pieper 写道，蒙大拿州针对 Olson 的一次交通拦截，是由边境巡逻队预测情报目标小组（Predictive Intelligence Targeting Team，PITT）发起的。404 Media 分享的一份在 Olson 刑事案件中出示的 DHS 备忘录称，该团队识别出了「通常与非法毒品活动相关的金融活动模式」，但没有解释它审查了哪些记录，也没有说明这些记录是如何取得的。
警方最终在 Olson 的车辆中发现了大麻，但 Pieper 认为，这并没有消除更根本的问题：在执法人员尚未识别出具体犯罪之前，政府为何会秘密分析一个人的财务状况。
Alek Schott 起诉案与第四修正案争议
404 Media 报道中的另一个案例是 Alek Schott。文章称，Schott 因涉嫌车辆偏离车道被拦下，随后其卡车被搜查是否藏有毒品，但最终并未发现毒品。美联社报道称，联邦特工通过车牌扫描和其他监控技术追踪了 Schott 的出行模式。
目前，Schott 正起诉 Bexar County、当地警长以及部分副警长，理由是其第四修正案权利遭到侵犯。Pieper 认为，这起诉讼有充分依据。他还引用司法研究所（Institute of Justice）的表述称：「警方在实施拦截前，必须基于事实形成对犯罪的怀疑；若要延长拦截，必须有正当理由；若要搜查车辆，则必须持有搜查令、获得同意，或有客观理由相信车内存在违禁品。在 Alek 的案件中，副警长没有满足上述任何一项标准，而是利用一次缺乏正当性的交通拦截，去探查 Alek 并未实施的犯罪。」
Pieper 认为，这两起案件都引出了同样的问题：执法部门对犯罪的怀疑从何而来？与 404 Media 报道中的其他拦截案例一样，现有迹象显示，这些拦截是由 DHS 边境巡逻部门推动的。进一步的问题则是，DHS 最初是如何获得这些美国人的各类数据。
作者将数据来源指向 FinCEN 与《银行保密法》体系
在金融数据部分，Pieper 认为，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可能是关键来源。FinCEN 负责监督《银行保密法》（BSA）的合规执行。根据这一法律，金融机构必须保存记录，并向政府报告某些大额或可疑交易，以便发现和防止洗钱及其他非法活动。随后，FinCEN 会将这些信息分享给其他联邦机构，以履行监管职责。Pieper 认为，DHS 很可能正是通过这一渠道获得相关信息。
他还指出，这套信息收集机制覆盖面很广。金融机构为了降低不合规风险，往往存在过度申报的倾向，因此可疑活动报告十分普遍，FinCEN 也由此掌握了大量关于美国人金融活动的信息。
但在 Pieper 看来，这类做法并没有让美国人更安全。相反，金融交易本身会暴露一个人的信念、关联关系和欲望，这些私密信息往往也正是歧视发生的基础。他强调，这并非假设。无论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威权政体中，金融监控和金融审查长期都被用来识别并压制政治异见者。
加拿大、美国国会报告与特朗普行政令被并列举例
文章提到，2022 年，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动用紧急权力，冻结了抗议者个人和企业的银行账户，并以安全为理由为这一行动辩护。Pieper 写道，加拿大自称自由民主国家，但这一做法与同年中国的做法并无不同；当时，微信封禁了抗议者账户，而微信本身就是一款深度整合支付和通信功能的应用。
他认为，美国也不是例外。美国金融体系已经多次显示出，它很容易被用来针对政治对手和异见人士。文章援引一份 2024 年国会报告称，在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大厦遇袭事件之后，银行曾受到 FinCEN 和 FBI 的压力，被要求通过搜索能够体现保守派观点的消费习惯来识别「极端主义」，例如购买「宗教文本」。Pieper 表示，文章并不讨论骚乱本身的是非，而是指出：依据消费习惯所反映出的政治倾向来锁定美国人，本身就是对金融体系的滥用。仅仅因为一个人在华盛顿特区地区的消费行为体现出保守派观点，就触发向执法部门报告，不应被视为正当做法。
他还写道，这类做法并不局限于某一政治阵营。2025 年，特朗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将 Antifa 指定为国内恐怖组织。随后，白宫又通过一份备忘录，指示执法部门「识别并破坏为国内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网络」。Pieper 表示，文章同样不讨论 Antifa 是否构成威胁，而是指出，这与 1 月 6 日事件后针对保守派的做法属于同一种定向筛查。文章还引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质疑：金融机构为了合规究竟会走多远？某些金融活动也许明显与恐怖主义有关，但个人政治观点会在何时被纳入判断？「开户文件里是否会加入一份关于客户如何看待法西斯主义的问卷？」
能源使用数据案例与作者提出的政策主张
Pieper 认为，上述例子带有明显政治色彩，而且主要来自金融监控，但信息也可能以各种方式、从不同来源被利用和滥用。他举例称，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当地执法部门曾获取居民能源使用数据，以识别谁在非法种植大麻。结果并不意外：无辜居民因此遭到执法骚扰，这也说明，当执法部门掌握过多信息时，风险会迅速放大。
在他看来，预测性执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它的根源在于美国民众长期处于监控之下。正是这些不同形式的监控机制，让国家获得了在任何人实施犯罪之前、甚至在其未必会实施犯罪的情况下，就以任何理由锁定目标的能力。
基于这一判断，Pieper 主张，DHS 应停止 PITT 在预测性执法中使用金融信息和其他数据。国会则应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对 DHS 的数据来源、目标筛选标准、数据保留做法、误报率以及信息共享机制进行独立审计，并评估该项目是否符合第四修正案及其他适用法律。GAO 的调查结果也应被公开，以便推动后续行动。
他进一步表示，国会必须确保联邦机构不能通过秘密画像来绕开第四修正案保护、制造怀疑。若 DHS 要在针对某一具体涉嫌犯罪的调查中使用敏感金融记录，应先取得司法授权；而当联邦数据分析触发一次交通拦截时，也应进行完整披露。
文章最后写道，监控让所有人都处于国家的判断和支配之下，个人的活动、关联关系或信念都可能轻易被视为犯罪，或被视为潜在犯罪，而当事人却几乎没有自我辩护的空间。Pieper 认为，这种状态与美国宪法精神相悖。国家不应利用信息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可能成为罪犯，再依据这种判断向地方执法部门发出提示。美国民众应当能够在不担心被错误起诉的情况下，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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