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爆发，一个沉寂多年的经济史概念重新回到讨论中心：恩格斯停顿。
这篇由腾讯研究院吕鹏撰写、MarsBit转载的文章认为，现在不少关于“新恩格斯停顿”的讨论，主要停留在分配层面，也就是蛋糕做大了却没有分好。但文章的判断是，这个解释没有触及更深层的问题。作者提出，恩格斯停顿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分配失衡，而是“经济在长胖，社会在萎缩”，用医学语言说，就是“社会肌少性肥胖”。
文章进一步指出，比病变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误诊。如果把它仅仅视为分配问题，处方就会落在再分配，也就是“输血”；而作者给出的方向是，让社会重新长出肌肉、重新使用肌肉，也就是“经济减肥，社会增肌”。
恩格斯停顿：工资长期停滞而产出上升
“恩格斯停顿”这一概念由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命名，名称来自恩格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它描述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一段历史：1780年至1840年，英国劳均产出增长约46%，实际工资只上涨12%；利润率则从18世纪末约10%升至19世纪中叶20%以上，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从约两成扩大到四成以上。
按照文中的概括，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在当时几乎都被资本吸收，工人并没有相应分享到自己创造的财富。直到1840年代后，这一局面才开始反转。到19世纪中叶，停顿结束，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实际工资增幅反而超过了产出增幅。
今天这一历史被重新提起，是因为人们看到了某种相似图景：算法和自动化带来了巨大产出和利润，全球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长期下滑，传统劳动关系以及部分白领工作的稳定性受到挑战。
文章也强调，中国的情况与此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在 2007 年前后触底后已出现回升，但这一回升基础并不牢固。随着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带来的社会变化，相关压力正在累积。作者据此判断，对中国来说，恩格斯停顿更像一个“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是一种正在积累的风险。
文中还提到，中国并不是这一讨论的旁观者。“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到“十五五”规划纲要再次写入主要目标，这“两个同步”被作者视为对恩格斯停顿的制度性否定。用经济史的语言来说，恩格斯停顿就是“两个不同步”。文章因此将问题落在另一处：不是是否承诺，而是依靠什么把承诺变成现实。
作者的判断：问题不只是分配，而是“传动轴断了”
在这篇文章里，流行解释被概括为一种“分配问题”叙述。作者没有否认这一说法，但认为它没有触到本质。按照文中的表述，核心在于产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生产力这台发动机越转越快，社会关系这根传动轴却断了，动力无法传到车身的每个角落。
文章给出了两把理解这种脱节的“钥匙”。
第一把钥匙，是“合成谬误”。作者的意思是，企业在微观层面压减劳动报酬、用机器替代人工、把用工外包给平台，单独看都是理性决策；但当所有企业同时这样做，结果就会合成为劳动报酬份额的系统性塌陷，消费无法吸纳产出，内需不足，过剩与内卷并存。
文中把这一逻辑与凯恩斯提出的“节俭悖论”联系起来，也提到卡莱茨基那句常被引用的话——“工人花掉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掉的”——并以此指出，如果工人得不到收入，资本家最终也可能面临“花不出去”的局面。作者还举出福特把日工资提高到 5 美元的旧例，强调无论这一做法当时的原意为何，“工人买不起汽车，汽车厂就没有未来”这一层道理是成立的。
第二把钥匙，是“总量幻觉”。在作者看来，GDP 增长在加总意义上是真实的，但它的福利含义未必同样可靠，因为总量指标可能掩盖构成要素的萎缩。文章称，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资本追逐的部门，有测算甚至显示，人工智能及数据中心相关投资一度贡献了美国某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九成以上。与此相对，家庭、社区、劳动与信任这些构成社会肌体的部分，却在变薄。按照文中的说法，增长越亮眼，越可能是一场“增肌失败”：体重增加了，肌肉却没有长出来。
旧停顿为何结束，新停顿为何未必能“自愈”
文章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旧停顿如何结束。按照罗伯特·艾伦的解释，1800年以后技术进步加快，但新技术要真正转化为产出，必须嵌入新的工厂、机器和铁路，而当时英国资本存量跟不上新技术对规模的要求，资本因此稀缺，回报就高，利润率翻倍；劳动并不稀缺，工资因而停滞。
几十年后，资本存量逐步积累到可以匹配新技术的规模，新增资本要投入运转，就需要雇佣劳动力，对劳动的需求随之上升，工资才开始跟着生产率上涨。作者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一条“自愈链条”：高利润诱发再投资，再投资扩大资本存量，资本存量扩大带动劳动需求，劳动需求再抬升工资。
不过，文章认为这条链条成立，至少依赖两个前提。其一，利润必须重新投资到生产之中；其二，新增资本必须需要劳动来配合。在 19 世纪，机器是劳动的补充，机器越多，工人往往也越多。
作者接着提出，新一轮停顿在这两个前提上都出了问题。
第一，吃掉工资的越来越多地不再是利润，而是“租金”。文章把利润定义为竞争中的暂时超额收入，要维持这种收入就得持续再投资和扩产，而扩产通常会带来雇佣需求；“租金”则是开放市场关系被封闭后形成的持续性收入。文中提到一种说法——“云租”——指的是依靠网络效应和数据壁垒维持的收入，这类收入不需要持续再投资也能延续，也不容易因竞争者进入而被侵蚀。
在这样的结构下，资金可以长期被用于股票回购、股息发放、并购同行和买入各类资产。文章指出，这些钱并不是没有增值，资产价格上涨会带来账面财富增长，但这种增值对应的是既有资产重新定价，而非新工厂和新岗位的形成。这样一来，“自愈链条”在第一环就断了。
第二，即便资本发生了再投资，今天的资本也不一定需要更多劳动。文章认为，19 世纪资本积累之所以能抬高工资，是因为机器需要工人操作；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模型和数据中心所代表的资本深化，恰恰以替代劳动为目标。资本越多，需要的人可能反而越少，于是“自愈链条”又在第三环断裂。
基于这一点，作者明确提出，不能期待新一轮停顿像旧停顿那样，靠“资本积累追上技术进步”自然结束。旧停顿的结束是经济自身力量与社会能力建设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停顿如果要结束，社会这一侧必须承担更大的份额。这也是文章把分析重点放在社会而非分配上的原因。
“两力”并提：社会活力与社会生产力
为了支撑这一判断，文章引入了一个更基础的视角：社会活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作者回顾称，从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并列，到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三个解放”，再到 2024 年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申以及“十五五”规划中“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的表述，“两力”并提已经持续 30 多年。
文章据此提出一个理解框架：社会生产力并不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简单函数，而是社会活力的函数。作者写道，资本会折旧，技术会过时，而一个社会中劳动的意愿、创造的冲动、生育的决心与互助的习惯，才是不竭的生产力源泉。按照这个说法，社会活力不只是连接发动机与车身的传动轴，它本身也是第二台发动机。
文章并未把这一点停留在抽象讨论。它援引萨克森尼安对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的比较：两地在技术和资本上实力相近，早期 128 号公路依托麻省理工和军工订单甚至还有优势，但最终胜出的却是硅谷。作者将分野归结为社会条件，包括开放的人才市场、弱化的企业边界、密集的非正式知识交流、对失败的高度宽容，以及植根于社区而非单一企业的职业认同。
文章借此提出两点结论：第一，社会肌肉本身是一种生产性资产，不是消费；第二，社会肌肉会萎缩，因此需要主动维护。今天湾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空间排斥，在作者看来，也正在侵蚀当初塑造硅谷竞争力的社会条件。
顺着这一逻辑，文章认为，如果增长不能反哺社会活力，本质上就是在消耗生产力赖以生长的土壤。恩格斯停顿之所以被称为“停顿”而不只是“不公”，就在于工资停滞表面上抽走的是收入，深层上抽走的是活力——劳动意愿、消费意愿与再生育意愿，而这些恰恰是下一轮生产力的种子。
“社会肌少性肥胖”的三项诊断指标
把视角转向社会这一侧后，文章给出了明确诊断：社会肌少性肥胖。
作者先解释了医学上的“肌少性肥胖”：体重未必下降，脂肪可能还在增加，但骨骼肌量与肌力持续流失，而且非常隐蔽，最早出现的症状往往只是“乏力”。文章认为，一个陷入类似状态的经济体也是如此：GDP、利润和资本存量这些“脂肪”不断增厚，而社会的组织存量、行动能力和自我发展动能这些“肌肉”却在流失。
按文中的表述，这种状态在社会层面的临床表现，是低生育、低欲望、低参与和弱互助，一种弥漫性的社会乏力。“躺平”和“内卷”之所以会同时成为热词，在作者看来，已经不只是个体心理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心态；社会乏力，就是这种社会心态的临床表现。
文章同时特别区分了“肥胖”和“体重”。这里的“肥胖”指的是脂肪，而不是增长本身。作者列出的“脂肪”包括低效资本存量、资产泡沫、过剩产能、堆积债务以及“内卷式”竞争。因此，减脂不等于减重，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文章反对的不是增长，而是“只长脂肪不长肌肉”。
在诊断方法上，作者借用医学中肌少症的三个维度，给社会也设计出三项指标。
- 第一项是肌肉量，也就是“社会力量”的存量，包括社区组织、志愿服务团体、集体组织、业主委员会等的密度和实际运转情况。
- 第二项是肌力，也就是行动能力，例如集体协商能否达成、社区议事能否解决问题、劳动者是否敢于申请劳动仲裁且不担心履历留下“污点”。
- 第三项是功能，也就是实际产出，包括生育率、家庭照料与社区互助覆盖、社会信任以及邻里互助发生率。
作者认为，如果这三个维度同时退化，就意味着社会肌肉在流失。文中还强调，这三项不是修辞，而是可以测量、也应当测量的指标。一个只考核产业指标、不考核社会指标的先导区，不会知道自己的肌肉正在流失。
四种替代：社会肌肉不是被夺走，而是长期不用
文章进一步追问了病理机制。作者指出，肌肉萎缩最常见的原因不是被切除，而是长期不负重，医学上称为“失用性萎缩”，也就是用进废退。社会肌肉的逻辑类似：它不是被直接夺走，而是在长期不被使用的过程中衰退。
文中列出四种正在发生的替代。
- 第一种是行政替代。基层治理日益行政化，形成“政府干、群众看”的局面，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务被行政包办。
- 第二种是算法替代。互助、串门、邻里交换等过去“熟人社会”的互动减少，人与人的关系被人与算法的关系取代。
- 第三种是市场替代。能买到的都通过购买解决，共同体因而失去必要性。
- 第四种则是作者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特有的“叙事替代”。“你将被机器取代”的预期，先于机器本身削弱了人的议价意愿。
文章提到，研究 AI 行业的学者发现，工人因为担心被算法取代，不敢提出提高时薪或改善工作条件的合理要求；企业会把依赖人工的业务包装成“纯科技公司”，制造劳动“可替代”的幻象；“劳动的未来由技术和资本决定”的宏大叙事，也会让普通人相信自己没有参与的必要。作者据此写道，夺走议价能力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关于机器的故事。
这四种替代的后果在文章中被概括为同一个方向：社会肌肉因为长期不负重而不断退化。因此，治疗逻辑也必须反过来。再分配像是输营养液，可以救命，但长不回肌肉；真正的康复手段只有一个，就是重新负重，让社会重新使用自己的肌肉。
西方的两步教训与“社会萎缩陷阱”
在历史部分，作者把西方经验分成两步来谈。
第一步，是恩格斯停顿本身。文章称，英国后来之所以走出了停顿，不只是因为资本积累追上了技术进步，也因为社会能力建设同步推进。文中列出的一组节点包括：1824 年废除结社法、1871 年《工会法》使工人可以合法组织起来，1833 年和 1847 年的工厂法限制工时，1846 年废除《谷物法》以压低食利者租金，1867 年和 1884 年两次改革法扩大选举权，1870 年《初等教育法》推动教育普及。按照文章的说法，资本积累只是提供了可能性，社会能力建设才把这种可能性变成工资增长。
第二步，则是作者认为更值得中国警惕的部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西方再次出现工资与生产率脱钩。文章的解释是，这一次并不是社会没有肌肉，而是肌肉被主动拆掉了。以美国为例，工会密度从高峰期约三分之一降到今天一成左右，集体协商覆盖面萎缩，社区和互助组织衰落；金融化改变了利润去向，越来越多利润被用于购买既有资产，而不是建设新产能。
文中写道，这些资金不是没有增值，但涨的是既有资产价格，不是新的工厂和岗位。美国不少大公司在过去几十年里将大部分净利润用于回购和分红，走的正是这条路径。面对裂口，西方主要依靠税收和福利进行事后对冲，也就是转移支付。作者承认这并非没有效果，“它确实止住了痛”，但也认为止痛药让人不再去治病：再分配替代了对初次分配和社会组织的修复，社会肌肉的流失因此被掩盖，而不是被逆转。
文章把这种长期后果概括为低生育、低欲望、“绝望病”、政治极化与民粹浪潮的总爆发，也就是“萎缩的肌肉终于带不动肥胖的经济，社会用选票表达自己的乏力感”。
作者还指出，萎缩与福利水平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福利最薄的美国，是“绝望病”最严重的地方；福利最厚的北欧，反而维持着最高的工会密度、志愿参与和社会信任，因为那里的福利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工会、合作社和社区组织运作的，社会一直处于“负重”状态。日本则被用作另一条路径的例子：这个高收入国家在“失去的三十年”中，从曾被认为是“高活力”社会，转向“低欲望社会”“无缘社会”的来源地。
文中还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表述：既要避免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盲目“福利赶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要避免像一些北欧国家那样实行“泛福利化”导致社会活力不足；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作者认为，这段话的关键就在“活力”二字，福利本身不是问题，用福利替代活力才是问题。
基于这些观察，文章提出一个与“中等收入陷阱”平行的概念：社会萎缩陷阱。作者认为，它比中等收入陷阱更隐蔽，也更靠后。前者困在“上不去”，后者困在“撑不住”；前者属于发展阶段陷阱，后者则可能在任何收入阶段发生。日本和美国都被文中列为例子。
中国的不同之处：不重演第一步，关键在避免第二步
把上述两步放回中国坐标，文章给出三个判断。
第一，中国不会重演西方第一步。作者认为，原始积累式的恩格斯停顿，以国家默许甚至纵容劳动份额下降为前提；而在中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党的十七大以来的一贯要求，“两个同步”写入十八大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也写入了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按文章的说法，国家的目标函数里已经有了劳动这一项。
第二，中国“输血”的管道已经搭建起来，而且剂量在加大。作者称，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民生支出占 GDP 比重持续上升。虽然保障水平还有提升空间，但方向已经明确。
第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真正的任务不是防止西方第一步，而是防止重蹈西方第二步——用输血替代增肌，让“钱到位了”变成“事不用管了”；并且走出西方从未走过的第三步，也就是在增长中同步长出肌肉。作者将其称为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难题。
文章还把“投资于人”的提出放进这一框架。根据文中梳理，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投资于人”，“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放到同等位置。作者把这视作社会政策范式的重大变化：教育、托育、照料和再培训，在旧范式中常被视为消费性支出，在新范式中则属于生产性投资。
但文章的推进并未停在这里。作者提出，“投资于人”不只是给人补充蛋白质，还要让人负重；只吃蛋白质而不训练，依旧长不出肌肉。
活力与秩序：作者主张的是“高秩序—高活力”
在社会活力问题上，文章专门回应了一个担忧：社会活了，会不会乱？
作者承认，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来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确实反复出现。但按照文中的医学隐喻，肌肉并不是秩序的敌人，而是秩序的支撑。肌肉萎缩的人更容易跌倒，一个没有肌肉的社会反而更脆弱。作者进一步指出，历史上真正“乱”的，往往不是有组织的社会，而是原子化的社会；社会力量要么失灵、要么沦为“乌合之众”，正是缺乏中间组织的结果。西方民粹浪潮在文中也被放到这一背景下理解——它发生在工会、教会和社区等中间组织衰落之后，而不是之前。
文章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作者据此把秩序与活力放进一个四象限：高秩序—低活力是僵化，低秩序—高活力是失序，而目标应当是高秩序—高活力。
在中国语境下，文章认为一个关键差异在于，党构成了贯通国家与社会的组织中轴。作者写道，把群众组织起来本来就是党的传统；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组织群众；革命年代“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工厂里有生活副厂长、班级里有生活委员；今天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仍然体现的是组织语言。
基于这一点，文章提出，社会增肌并不是引入某种外来的“公民社会”，而是党的组织传统在新阶段的运用。在党的领导下让社会重新负重，得到的不是“低秩序—高活力”的混乱，而是“高秩序—高活力”的更强状态。
处方：经济减肥，社会增肌
在文章最后，作者把前述判断收束为一个处方：经济减肥，社会增肌。
作者先借用医学上的另一条规律说明误诊的代价。肌少性肥胖患者最忌讳的处方之一就是单纯节食，因为热量一减，先掉下去的往往是肌肉而不是脂肪，人会更虚。套用到经济上，如果只做“经济减肥”——比如去杠杆、去过剩、反内卷——却不同步推进“社会增肌”，那么省下来的脂肪不会自动变成肌肉，社会甚至可能更乏力。
因此，这篇文章给出的处方是两件事同时做：减脂但不减重，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增肌靠负重，社会政策要从“兜底”走到“投资于人”，再从“投资于人”走到让人负重。作者还将这一逻辑与脱贫攻坚作比，认为当年已经完成过一次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今天要做的是把这套逻辑从贫困人口推广到整个社会，不只是扶志、扶智，还要扶组织。
文中还写到，肌肉是代谢活跃的组织，肌肉量越大，基础代谢率越高，人即使不运动也会消耗更多能量。映射到社会层面，社会肌肉决定的是内需的“基础代谢率”：一个有组织、有信任、有互助的社会，即使没有刺激政策，也会自发地消费、生育和创业；一个原子化社会，即便有更多刺激，也可能只能维持一时心跳。作者据此提出，扩大内需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一个支点、两个同步、三个阶梯”
在具体政策结构上，文章概括出“一个支点、两个同步、三个阶梯”。
一个支点：把“两个同步”变成宏观政策硬约束
作者认为，既然恩格斯停顿在中国语境中的定义是“两个不同步”，那么防止它的办法，就是让“同步”成为硬约束。文章提出，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重应逐年提升并纳入考核；劳动份额、就业质量、社会活力存量三项，应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
文中提到，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这一评估。作者主张进一步给出一个更通俗的名称和清晰接口，即“社会体检”——增长政策出台之前，先判断它对社会肌肉究竟是增还是减。对于未来产业先导区、人工智能等重大产业政策，文章特别提出应在事前就做社会效应评估，否则“产业政策全速奔跑、社会政策还在系鞋带”的局面还会出现。
在“反内卷”问题上，作者提出也应与提高劳动报酬联动。文中的表述是，内卷的本质，是用劳动者的肌肉去喂资本的脂肪；反内卷属于减脂，但减脂节省下来的部分要转化为工资和技能投入，否则只是从一种脂肪换成另一种脂肪。
在“两个同步”之外，文章还额外提出“第三个同步”：社会能力与经济能力同步。作者认为，收入同步和报酬同步解决的是流量问题，社会能力同步对应的是存量；没有第三个同步，前两个同步很难长期守住。
三个阶梯：兜底、投资于人、负重
作者把社会政策拆分为三级台阶：兜底、投资于人、负重。
兜底对应社会保障，是输血；投资于人对应教育、托育、照料和技能，是蛋白质；负重则是让家庭、社区、企业和劳动者更充分发挥主体性，相当于抗阻训练。在作者看来，前两级中国已经在推进，第三步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围绕“负重”，文章列出了几类具体方向。
钱跟着组织走
文章以育儿补贴为例，认为它是一种典型的“蛋白质”，但可以进一步与社区互助托育、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等组织形式绑定，让补贴成为孵化照料组织的养分之一。财政对社区的投入，也可以按居民实际参与度进行配比。文中提到，湖北“共同缔造”已经在这样做。
作者还提出，小区要回归社区，社区能人、社区基金，以及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要从法条中的概念变成日常生活里的实践。
让劳动进入剩余索取结构
在企业和劳动关系层面，文章提出，可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把技能等级与薪酬刚性挂钩，让技能得到更多承认和回报；推动员工持股、利润分享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民营企业中的制度化；落实企业民主管理；把工资决定从成本竞争逻辑转向剩余分享逻辑。
作者还写道，公司在法律上从来不只是营利机器。如果仅仅把企业理解为营利法人，既会束缚企业自身的社会活力，也会加重国家的公共服务负担。
新就业形态的“肌力建设”
对于平台经济和新就业形态，文章主张在法律框架内推进平台行业的集体协商和算法协商，让“算法备案”与“算法协商”并行；承认数据标注、算法校准等隐形劳动的价值；通过制度明确告诉劳动者，关于机器的叙事，不应只由机器单方面来讲。
智能红利在生产端共享
文章认为，高度流动的数字财富很难仅靠事后税收进行充分调节，因此要在算力、模型和数据控制权尚未被彻底垄断前，发挥公共算力这一新型基础设施的积极作用，支持开源生态，并在数据要素“三权分置”框架下落实劳动者和中小企业的收益，让智能时代的生产资料不被封闭成租金。
让 AI 反哺社会肌肉
在技术使用方向上，作者主张引导 AI 优先用于照料、教育、社区服务等“功能”维度，认定“人机协作岗位”，让 AI 成为社会的外骨骼，而不是单纯的替代物。文章写道，技术泡沫退去之后真正沉淀下来的，往往不是几年就会贬值的算力芯片，而是一代人使用新工具所形成的技能与习惯。这才是 AI 热潮最应该留下的遗产，也是“投资于人”的本义。
把肌肉长在县域
文章最后还把县域列为重要落点。作者认为，县域是要素齐全、最稳定的治理单元，也是共同富裕中的“硬骨头”。锻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让外来资本有机嵌入乡土社会、把价值留在县域，就是把肌肉长在县域。企业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也应从捐赠进一步走向组织。文中举例提到，“万企帮万村”中 11 万家企业的参与，说明企业本身也可以成为社会肌肉的一部分。
文章最后写道，这些做法并非新发明，它们各自都能找到现成政策接口。未来需要加强的，是把它们纳入同一张处方之中：不是给社会输血，而是让社会重新长出肌肉、用起肌肉，让社会能力建设成为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为吕鹏，MarsBit予以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