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 Axel Springer 首席执行官 Mathias Döpfner 的长篇对谈下半场，Peter Thiel 把讨论从 AI 与科技竞争，转向美国政治、民主制度、特朗普、J.D. Vance、民主社会主义、阿根廷总统 Javier Milei，以及他对德国、家庭和长寿科技的看法。
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幼年移居美国的 Thiel，这次回到柏林领取 Axel Springer Award。Döpfner 在访谈中提到，Thiel 得知获奖时曾对他说：「这几十年来，我一直试图把德国从脑中移除。理智上我做得不错，但我没办法把它从心里移除。」
这番表态不只是支持 disruption 这么简单。按照报道中的描述，Thiel 更深层的担忧在于，美国与欧洲都在走向一种没有解法、只能持续漂流的状态。一边是西方民主制度在长期低增长下逐步失去凝聚力，另一边则是他继续押注 AI、Biotech 和 Longevity，认为技术仍可能把社会带向完全不同的未来。
比起特朗普式冲击，Thiel更担心美国继续左转
进入政治话题后，Thiel 被问到，10 年前支持特朗普，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既有建制已经失灵，需要破坏式力量打破僵局；那么 10 年后的今天，美国是否仍需要一次新的 disruption。
Thiel 的回答很直接。他说，自己不希望看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版本的 disruption」，因为在他看来，那会是灾难性的结果。他认为，美国的建制民主党和建制共和党一样，都已经显露出深刻失能；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这种失能不会自动带来理性修正，反而可能让更激进的左翼力量接管美国政治。
在他看来，未来几年更值得关注的，不是共和党是否还会再出现特朗普式人物，而是民主党会不会继续被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这类力量推着向左走。
Thiel眼中的DSA：年轻、有活力，也有组织能力
Thiel 在访谈中专门花了一段时间谈 DSA，显示他并不把它视为边缘现象，而是当作必须严肃看待的政治趋势。
他回顾称，DSA 在 1982 年成立时，只是一个规模不大、成员年龄偏高的边缘组织；但在 2016 年 Bernie Sanders 竞选总统之后，DSA 的成员结构和规模都快速变化，从几千人扩张到数万人，中位年龄也明显下降。
在 Thiel 看来，这意味着 DSA 已不再只是怀旧式的老派社会运动团体，而是一个年轻化、组织化、具备情绪动员能力和政治能量的左翼运动。他甚至形容，这是当下少数「有能量、有魅力」的政治力量之一。与之相比，建制民主党在他眼中显得疲弱、空洞，也缺少语言和方向感。
他并不认为左翼激进化只是媒体渲染出来的话题，而是把它当作美国下一轮政治变局的候选答案之一。
仍看好J.D. Vance，但不看好共和党整体胜算
作为 J.D. Vance 的早期支持者，Thiel 也解释了自己为何很早就看好这位如今已成为共和党核心人物之一的政治人物。
他说，自己一直对聪明、有思考能力、开放且有魅力的人特别有好感。当年 Vance 还在 Thiel 参与创立的创投基金 Mithril 工作时，他就看出了 Vance 的潜力，也鼓励他把《Hillbilly Elegy》写出来。之后，Thiel 还曾在 Vance 于 2022 年竞选参议员时提供财务支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共和党前景抱有过度乐观的判断。
当主持人问到，如果未来共和党要在 J.D. Vance 与 Marco Rubio 之间选择总统候选人，谁更有机会胜选时，Thiel 虽然表示自己仍偏向 Vance，但随即指出，这个问题可能本身就问错了。按他的说法，更关键的问题其实是民主党会推出谁。
他认为，如果共和党在期中选举遭遇重挫，民主党会更有信心认定自己在 2028 年胜券在握，届时党内未必还有足够力量阻止更左翼的候选人出线。Thiel 甚至表示，民主社会主义者在 2028 年胜出的概率未必是最高，但也许高到接近 50%。报道认为，这一判断反映出他对美国政治走向的深度焦虑。
为什么Javier Milei会吸引Thiel
谈到阿根廷总统 Javier Milei 时，Thiel 的态度明显更正面。他说，外界之所以对阿根廷如此着迷，是因为很多人都隐约担心，阿根廷的过去，可能就是西方的未来。
在他看来，阿根廷的问题不是单一的短期危机，而是一种持续了百年的次优增长，甚至长期衰退。大约在 1900 年前后，「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曾是一句常见说法，但在经历庇隆主义、政策失误和制度恶化之后，这个国家逐渐失去了原本的位置。
Milei 之所以让 Thiel 着迷，在于他代表了一种是否可能「强行掉头」的实验：当一个国家已经被证明不能继续沿着原路前进时，是否存在一种足够剧烈、但最终有效的修正方式。
当然，Thiel 也承认 Milei 能否成功仍未有定论。但他认为，阿根廷社会至少已经开始理解一件事：某些问题已经到了「不能回头」的程度。
西方的问题不是没人不满，而是不满还不足以推动改革
尽管 Thiel 欣赏 Milei，但他也明确表示，这不代表自己支持某种「越糟越好」的加速主义。他批评那种列宁式逻辑，也就是事情越恶化，革命就越接近，因此坏事可以被视为好事。在他看来，这种想法过于危险。
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美国和欧洲今天确实存在大量不满、悲观和愤怒，只是这些情绪还不足以真正催生高质量改革，反而更像是在漫长漂流中的抱怨。
他以德国为例，质疑像梅尔茨这样表现不佳的领导者，为何仍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被替换。按他的理解，这说明了一个制度性问题：即便人们普遍不满，也不代表可行的替代方案会立刻出现。这也是他对西方最深的不安之一——问题越来越明显，却仍可能被既有体制继续拖延下去。
福利国家、赤字与利率变化，构成欧洲和美国的结构性难题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Thiel 认为西方面临的是一个结构性抉择。按他的说法，欧美国家普遍背负庞大的福利支出、已经不低的税负，以及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
他认为，过去 20 年之所以能不断把问题往后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率足够低；但现在利率不再是零，赤字的复利效应开始变得危险。
在他看来，未来大致只剩 3 条路：
- 第一，大幅削减支出，也就是某种 Milei 式的严厉财政紧缩；
- 第二，大幅提高税收，代价是进一步压制增长；
- 第三，继续借钱，把问题继续往后推。
Thiel 说，过去将近 20 年，欧美实际上一直走的是第三条路。而他的直觉是，这条路已经接近终点。当社会无法再持续借钱时，最终会被迫在更激烈、也更不属于中间路线的方案之间作出选择。
关于德国：理智上想忘掉，感情上忘不掉
在较为个人的部分，Thiel 也谈到自己的德国身份认同。由于他出生在法兰克福，婴儿时期就移居美国，主持人再次提到他那句颇具代表性的话：「我过去几十年一直试着在理智上把德国从脑中拿掉，结果做得不错；但我没办法把它从心里拿掉。」
Thiel 回应说，如果自己对德国毫无情感，反而才奇怪。虽然他几乎整个人生都在美国度过，但祖父母仍在德国，家里也说德语，因此他的成长经历本来就是处在「两个世界之间」。
PayPal帮、局外人与局内人的双重身份
谈到 Alex Karp、Max Levchin 等与自己共同创业的伙伴时，Thiel 提出了一个观察：很多杰出的创始人，往往同时带有 insider 与 outsider 的双重性。
他把这种结构套用到 Karp 与 Levchin 身上。Karp 虽然进入了精英教育体系，但身上也有犹太人的 outsider 色彩；Levchin 则来自乌克兰移民背景，在芝加哥贫困地区长大，但同时又是极高成就者。
Thiel 认为，这种「既属于体系、又与体系保持距离」的张力，可能正是许多创业者能够用不同视角看待世界的原因。
这也与他本人的「反共识」形象相呼应。不过他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为了唱反调而唱反调，真正重要的不是在共识前面加一个负号，而是能不能真正独立思考。
为什么他坚持做一个generalist
被问到为何能长期保持强烈的独立思考时，Thiel 的解释是，自己始终对太多事情感兴趣。从大历史、政治、经济、科幻、未来、心理学到科技，他一直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怎么拼在一起」。
在他看来，现代社会倾向于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狭窄的专家，但过度专业化的代价，是很容易失去整体视野。
因此，他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理解为一个「在高度专业化世界里坚持做 generalist 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发言经常跨越科技、政治、宗教和历史边界。即便这种表达有时显得极端，但那正是他理解世界的方法。
孩子、死亡与长寿科技：Thiel最在意失智症与大脑退化
访谈最后，话题转向更私人的领域，包括孩子、死亡和长寿科技。Thiel 说，4 个还很年幼的孩子，让他看待未来的时间尺度完全不同。当他想到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活到 2100 年之后，对未来的想象就不再只是明年的景气或下一次选举，而会变成 22 世纪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这也连接到他长期关注的 longevity 领域。他直言，人类对衰老与死亡的接受程度让他感到意外。在他看来，近代科学原本承载的精神之一，就是用知识与技术解除人类处境中的痛苦和限制；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今天竟然已经退缩到「连阿尔茨海默病都不觉得一定能治好」，本身就是一种退步。
Thiel 还表示，他不清楚为什么自然法则必然要求人类寿命存在明确上限。虽然医学进展困难重重，例如癌症在数十年间始终难以真正根治，但他仍相信，如果能把生物学进一步理解为信息科学的一部分，那么从理论上说，逆转衰老并非完全不可想象。
至于「把意识上传到电脑」这类 transhumanist 想象，Thiel 则持保留态度。他倾向认为，一个只是在电脑中模拟自己的程序，并不等于真正的自己；真正的个体认同，仍然深度绑定在物理性的身体上。
如果要他选一个最希望未来被攻克的具体方向，他的答案是失智症与大脑退化。对他来说，让人们不要在晚年一步步失去大脑功能，也许是长寿科技里最值得优先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