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FlowPost 7 月 31 日刊发署名佐爷的文章《金融是一种社会动员手段》，将当下国际竞争放在更长的历史线上观察。作者提出，新冷战没有铁幕，更多表现为彼此纠缠；如果回看 1945 年以来的美苏对抗，把它仅仅理解为军事和意识形态冲突并不完整，从 1929 年大萧条之后苏联持续吸收美国技术和资金，到战后伦敦形成庞大的欧洲美元体系，冷战本身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围绕贸易与金融展开的长期竞争。
文章写道，苏联建立了经互会体系，但这一体系天然弱于美国和西方依托关贸总协定、IMF 和世界银行形成的框架，关键差异就在于后者拥有更完整的金融体系与更充分的博弈空间。当“敌人”也离不开美元时，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提前决定。
从旧冷战贸易到新冷战金融
作者把美国金融制度的演化，与历次危机后的制度复杂化联系在一起。文中提到，1907 年经济危机推动了美联储的诞生，随后到 1913 年，美国 GDP 和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国；而 1929 年后的大萧条，虽然表面上由股市畸形繁荣引发，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国当时无力，或无法维持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
在这一阶段，意识形态并没有压倒生存现实。文章认为，苏联能在大萧条后吸引美国产能，与这一背景直接相关。二战前的世界体系，核心是贸易体系，也就是实体货物的跨国流动，当时供应链、SWIFT 和美元都不是最关键的变量，关税制度才是贸易能否推进的核心环节。
带着这种惯性，苏联在二战后选择经互会体系，各国之间通过“可转让卢布（TR）”进行贸易结算。作者将其描述为一种记账积分，且高度受管制，灵活性不足。与此同时，美国并没有立即走向金融放任或无序自由。文章指出，战后西方贸易体系同样保留了较强管制，经互会内部的重工业足以保障基础生存需求，而苏联对外出口的石油，在欧洲战后重建阶段也一直是硬通货。
文中认为，真正的转向出现在 1970 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开始拆除本土产线，将其分流给私人资本或亚洲地区，前提是接受美国的技术管制、金融秩序和美元体系。作者写道，这在当时的苏联看来近乎“自杀”，因为美国似乎要依靠迪士尼和外国人维护自身安全。
但最终，深陷越南战争与石油危机的美国，还是以这种方式击败了苏联。作者并未简单把苏联失败归结为某一项单独因素，而是强调金融的社会动员力与渗透力长期被低估。文章写道，U2 无法越过苏联的米格走廊，但美元可以，维克多·崔也可以；对美元需求被利用和制造出来，苏联最终“买下了绞死自己的绞索”。
从苏联到日本：贸易先行，金融落子
文章随后将视角转向美日摩擦。作者认为，如果说针对苏联的是对外金融战，那么针对日本的则带有对内整肃产业秩序的意味。彼时，日本正处于以国家力量扶持 DRAM 的关键期。从 1985 年广场协定，到之后美国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限制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背后的路径一以贯之：先从贸易切入，最终落点仍是金融，尤其是美债。
文中提到，美国曾以日本三菱、日立等企业“偷窃”美国半导体知识产权为由推动 301 调查，1987 年里根政府甚至制裁日本半导体产业，并开始向中国台湾和韩国等盟友转移半导体技术。作者借此指出，从苏联的石油贸易换美元，到日本的半导体换美债，美国的金融手段始终高出一层。
文章还提到，广场协定之后，日本对美债的需求快速上升，成为双方“宏观经济”合作的一部分，汇率自由化也是这一轮变化的直接产物。在作者看来，这种安排并不是孤立的政策动作，而是美国在贸易与金融之间切换和叠加工具的延续。
中美竞争进入科技—金融战
对于中国，作者认为其并无“特殊例外”，而是进入了美国既有竞争路径中的新阶段。文章回顾称，中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进入以“8 亿衬衫换波音飞机”为代表的全球分工体系；到了 2018 年，又遭遇熟悉的“关税大棒 + 301 调查”。但与苏联和日本相比，这一次局面明显更复杂。
一方面，中国持有超量美元，贸易品种也并非单一，而是货物与服务互相往来、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中国持有美债已经登顶，成为美国最大债权人，但美国无法像当年打压日本那样，直接迫使中国放弃半导体产业。文中举例称，福建晋华被踩死，但长鑫、长存、中芯国际仍在继续发展。
作者写道，从 2018 年到 2026 年特朗普访华，美国几乎动用了过往贸易战和金融战中的全部工具，但整个过程更像俄乌战争中的“1h22m 速通”只是漫长缠斗的前奏，双方随后进入痛苦对垒期，“科技—金融战”也由此登场。
科技金融化，股市政治化
文章把美苏、美日和中美三轮竞争概括为三种关系：美苏是平行体系，美日是从属关系，中美则是互嵌关系。作者认为，中国是目前走得最远的挑战者，博弈已经进入金融领域，而且这种金融化不再局限于美元和美债，而是首次在定价权上对美国形成挑战。
按照这一逻辑，美国工业偏弱、金融偏强，就会持续强化金融工具；而中国工业偏强、金融偏弱，在挺过传统贸易战后，需要把工业能力转换成金融优势。文章提到，从限制个人购买美股，到出台信托税等措施，都是为了集中资金做强本国金融市场，再反哺工业体系。
在这一视角下，作者提到韩国市场在 3 月李在明号召加杠杆、7 月开始限制杠杆的变化，认为这种波动短暂且带有强烈的人为色彩。与之相对，文中称美股中的 AI、半导体、机器人板块则处在“史无前例的繁荣”之中，即便经历 DeepSeek R1、Kimi K3、DUV 光刻机相关传闻，以及特朗普反复呼吁降息、特朗普—拜登—特朗普与鲍威尔—凯文·沃什的轮替，美股依旧坚挺。
作者将这种坚挺定义为一种国家意志，跨越党派分歧的集体观念，并进一步提出“美股正在成为新的主权级资产”。为说明这一判断，文章回顾了 1672 年英王查理二世对金匠银行业违约，以及 1694 年英格兰银行成立的历史，认为国债正是在此后真正成为“主权级资产”；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石油美元和今天的 AI 美股，都是一次次危机后形成的现实结果。
据此，作者把 2018 年中美贸易战视作美国历史经验的一次延续：一方面试图通过贸易战把中国排除在全球经贸体系之外，另一方面参考广场协定的经验，试图通过金融手段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文章判断，在中美贸易战休战后，特朗普会继续转向科技战，而这种科技战在相当程度上会以金融形式体现，最直接的载体就是美股。
股市标的对峙与双体系分化
文章最后把视角落到中美股市对应资产的对峙上。作者点名长鑫科技、月之暗面，称前者导致韩国半导体和美股下跌，后者则引发美国对开源的复杂态度。与此同时，美国 FCC 已开始封禁机器人，矛头指向以宇树科技为代表的中国机器人产业。
不过，作者并未把这种科技战简单理解为中西方在科技性能或规模上的单纯反超。文章指出，在不少领域，中国企业仍是在美国完成 0 到 1 的基础上，推进更大规模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销售方向甚至仍是欧美市场，因此本质上依然属于美西方体系的一部分。长鑫、禾赛、大疆，甚至比亚迪，都希望进入美国市场，也希望使用美元，这种动力来自数十年的路径惯性。
但在作者看来，世界正在日益分裂为两个体系。双方只要在各自领域内做到自然垄断，就足以对对方形成重创，而这种重创的表现形式，已不再是传统的贸易份额，而是股市标的与定价体系的冲突。
文章同时提醒，美股成为新的主权级资产，A 股成为新的受限资产，并不意味着两国股市会永远上涨；这与“美债利率被视为全球无风险利率”以及“美债又是美国政府的大麻烦”可以同时成立，是同构同频的关系。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过去 30 年由苹果、谷歌等企业通过全球效率建立的消费级垄断，未来可能让位于各自体系内部、在局部地区赚取垄断性收益的企业，这些公司也会成为新一轮竞争的主要标的。
作者结语：国家意志与套利通道
在结尾部分，作者写道，最疯狂的金融危机之中，往往潜藏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Alpha 收益。从 1672 年破产的银行家坚持到英格兰银行成立，花掉的是一代人的时间；而今天无论是封禁机器人的讨论，还是 DUV 的不确定性，服务的对象都不只是市场需求，更是国家意志本身。
文章还提到，彼得·蒂尔以及“硅谷 + 军工”方向的安杜里尔，币圈 VC 看到的“美国 + 制造业”机会，以及 Paradigm 对 SendCutSend 的投资，都是这种转向下的新表现。作者最后写道，TradeXYZ 还有 Pre-IPO Perp，可以提前为长鑫定价；在两大强权对抗之下，套利依然是最昂贵的进出通道。
这篇文章整体并非对单一市场事件的报道，而是以历史比较方式讨论贸易、金融、科技和股市之间的关系，并将其放入中美竞争的框架中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