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X 2026 于 7 月 13 日在东京举行，台湾立法委员葛如钧与台湾首任数字发展部部长、现任无任所大使唐凤在 CRYL 舞台进行特别对谈。唐凤以远程形式参与，对谈围绕台湾在 2026 年上半年完成的两项制度建设展开：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法（VASP 法）与 AI 基本法。
WebX 对谈聚焦台湾两项制度建设
葛如钧是台湾 AI 基本法主要发起人之一，也是 VASP 法的重要共同发起人。他在现场表示，台湾早在 2016 年就已经可以在便利店购买比特币，但此后接近 10 年，加密产业一直处在监管灰色地带。直到 2026 年，VASP 法于 6 月 13 日三读通过，AI 基本法也在 1 月 14 日施行，台湾才从模糊架构转向明确制度。
唐凤在对谈中从监管哲学、公民 AI、去中心化身份，以及 AI 代理人与区块链结合等议题展开，勾勒出台湾数字治理下一阶段的方向。
从模糊走向明确，监管开始形成公共规则
唐凤表示，“社会尚未形成共识”看似中立，实际上常常会让已经具备行动能力的一方取得优势。她认为，监管延宕会让既得利益者持续受益，而台湾这次制度转向的重点，是把原本由少数人掌握的解释空间，改成透明、可讨论、可执行的公共规则。
根据对谈内容，VASP 法为虚拟资产业者建立了登记制度，并纳入客户保护、反洗钱与运营管理要求。AI 基本法则以 20 条原则性规范，列出永续、人类自主、隐私、资安、透明、公平与问责 7 项原则。
两部法律都没有采用重罚优先的路径，而是试图在创新发展与权利保护之间划出制度边界。对台湾来说，这也意味着加密资产与 AI 的运行，不再只依赖行政指引或个案解释，产业、投资人和开发者开始拥有更清晰的政策坐标。
后发优势与监管转向能力
谈到监管节奏时，葛如钧提到，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上位于全球核心位置，但 AI 监管启动时间晚于欧盟等地区。
唐凤回应说，后发者的优势，在于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制度经验，也能避免把快速变化的技术锁进僵硬分类。她以 “cybernetics” 一词的希腊语词源说明，治理的核心并不是一味追求加速，而是保留转向能力。
在她看来，AI 监管不应只停留在今天的系统分类是否完美，因为大型模型已经进入可以训练小型模型的新阶段，固定分级很快就可能失准。她主张，监管应当按照风险样态进行调整，并让不同社群依据自身需求吸收 AI。
她还提到，日本按社群差异建立不同整合类型的做法，为亚洲的政策设计提供了参考。她的表述是，AI 应进入人的治理回路，而不是让人被迫进入 AI 的操作逻辑。
公民 AI、链上身份与 AI 代理人授权
对谈后半段转向公民 AI 与区块链身份。唐凤介绍了她推动的 “civic.ai” 架构。她认为，数据不应被看作能从社群中抽取、再输送到巨大云端模型中的石油，而应被视为可以滋养社群知识的土壤。
她提出 “Data is soil and never oil” 的观点，并表示每个社群都可以拥有结合小型知识管理与 AI 的 “commi”，让 AI 成为跨党派、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随着深度伪造与 AI 代理人普及，葛如钧进一步提出身份验证问题。唐凤表示，人类本人的身份证明，已经可以通过本地生物识别与签名技术大致解决；下一阶段的挑战，则是 AI 代理人的授权证明。
她指出，如果某个 AI 代理人代表个人进行交易或决策，系统必须能够证明该代理人确实经过本人授权。她还透露，自己的 commi“JTEAMI” 已在以太坊上以 ERC-8004、Agent ID 22714 运行。
她同时表示，AI 代理人如果要代为交易，需要通过可携性、路径可检查性、社群部署治理与故障问责等测试。
AI 代理人的可验证性
唐凤还提到，AI 代理人的可靠性，可以参考智能合约的形式化验证方法。当代码规模大到没有人能够完整阅读时，Lean、Dafny 等证明辅助工具，可以帮助验证不变条件，让 AI 代理人的行为规则变得更可检查。
葛如钧在对谈结尾表示，科技政策需要透明与跨党派合作。此次从加密专法到 AI 基本法的推进，显示数字治理正在成为跨国、跨政党的制度工程，也为日本与亚洲其他市场提供了可以观察的政策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