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Thiel在 Axel Springer CEO Mathias Döpfner 的高端访谈节目「MDMeets」中表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对技术进步的判断，但仍坚持过去二十年反复提出的「停滞论」：自 1970 年代起，西方整体技术进展已经放缓，数字世界高速推进，物理世界却长期停滞。
这场对话中，Thiel把 AI、技术停滞、政治极化、代际契约、欧洲衰退与全球治理放进同一套分析框架。他的核心判断是，AI 不是单纯的技术热点，而可能是文明重新拉动增量、避免社会进一步滑入零和博弈的关键变量。
停滞论：比特狂飙，原子停滞
Thiel说，要全面衡量技术发展并不容易，但核心逻辑并不复杂：从 1970 年代开始，科技整体速度已经放慢。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软件，代表的是「比特」世界的快速扩张；而在「原子」世界里，物理层面的突破非常有限。
他提到，大部分与原子相关的工程学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追求成功的主流路径。机械工程、化学工程、航空航天都在退潮，核工程更是在 1980 年代就被普遍视为糟糕的职业选择。
在他看来，这种全面放缓是现代社会多种系统性危机的根源之一。经济失去增量后，赢家的出现往往意味着输家的落败，社会更容易滑向零和博弈，政治也会随之加速极化。
Thiel回顾称，1990 年代末的互联网曾是巨大的增长引擎，规模超过此前许多技术浪潮，但仍未把整个文明推入新的质变阶段。至于今天的 AI，他认为其体量也许比互联网更大，至少具备重新拉动增量的潜力，不论最终结果是「蜜糖还是毒药」。
他还说，正因为 AI 的出现，如今几乎没人再来反驳他那句「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我们其实一直在原地踏步」。
AI 灭绝风险：概率不必为零，但不能因此永久刹车
谈到近期 Dario Amodei、Sam Altman 和 Elon Musk 对 AI 失控风险的公开警告，Thiel表示，围绕 AI 的争论维度非常多。对于那种类似《黑客帝国》或《终结者》的极端灾难场景，他个人并不认为概率很高，但即便毁灭概率只有 5% 或 10%，也足以令人不安。
不过，他认为这类公共讨论最危险的后果，是把社会情绪推向极度防御、甚至彻底保守的「预防性」死胡同。
当被问及一项向六大主流大语言模型提问、得到 1% 到 10% 灭绝风险回答的实验时，Thiel说，可以先假设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存危机，没有人能保证概率绝对是 0%。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必须永久踩死刹车，退回到预防性的「防空洞」状态。
他的理由是，如果为了绝对安全而停止进化，文明会在多个维度上迅速失去支撑。欧美中产阶级之所以还能维持忍耐，一个重要前提是相信下一代会过得更好。社会最核心的代际契约，建立在一代代渐进突破之上，包括物质财富增长、医疗健康改善和社会流动机会。一旦这份契约被撕裂，社会会以扭曲方式陷入混乱。
他强调，零增长不是中立状态，时间也不会倒退。
全球刹车的代价：世界政府与单边放缓风险
对于「给 AI 踩刹车」在现实中是否可行，Thiel认为，理论上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深度协同，才可能让技术整体放慢。但这背后隐含的前提，是一个拥有绝对实权和强制执法能力的单一世界政府。
他说，自己骨子里的古典自由主义会把这种方案视为比问题本身更危险的疗法。更可能出现的结果，则是一套充满跨国会议和空洞宣言的伪全球治理。
他同时提到另一种风险：西方单方面放慢，而「大洋彼岸」继续全速推进。Thiel举例称，教皇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 AI 的通谕，准确说是一份「反 AI 通谕」。他认为，大洋彼岸的执政者不会听教皇的，但成千上万的西方人会认真对待，客观效果只会让教皇成为对手阵营中的「有用的傻瓜」。
当 Döpfner提到，有两位头部 AI 平台创始人声称掌握证据，显示对手正通过美国社交平台散布反 AI 恐慌时，Thiel表示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具体证据链，但倾向于相信这是真的。不过在他看来，真正把西方拖入困境的，仍是西方内部自身的选择。
他还提到 Greta Thunberg，称自己也想过把她简单归结为对手阵营派来的代理人，但她其实完全是西方社会内部自己滋生出来的产物。即便她个人的巅峰期可能已经过去，西方社会这种自我内耗已经发生过太多次。
美国与欧洲：一个焦虑加速，一个惯性拖延
对于美国反 AI 情绪为何比欧洲更强，Thiel的解释是，真正的技术质变发生在美国，而欧洲已经被甩在后面。
他说，在自己的坐标系里，欧洲落后得太深，甚至已经失去追赶可能。美国企业则承受着必须借助 AI 重构业务的压力。以 Palantir 为例，他称美国企业级客户的销售增速正在急剧爆发，每家公司都被「不加速就出局」的紧迫感追着跑。
相比之下，欧洲仍被深层惰性笼罩，很多人会觉得「可以再等等，今天能推到后天做的事就不要明天做」。
技术的反面未必是邪恶，而可能只是无能
Thiel说，大众已经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利益分配因此越来越像残酷的零和厮杀。AI 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但如果无法重新拉动增量，政治光谱两端的极左和极右只会继续扩张。
谈到社会为何总喜欢对新技术做道德审判时，他区分了两套不同刻度：在道德刻度上，「善」的反面是「恶」；在功能刻度上，「好」的反面只是「差劲与无能」。
他举例说，法拉利可以被称为「邪恶」的车，因为每加仑油耗高得惊人；而东德的 Trabant 则是「差劲」的车，因为几乎根本开不动。一个邪恶的人，至少还具备贯彻意志、达成目的的能力。
Thiel随后谈到《浮士德》的两个版本：在马洛笔下，主角是个搞劣质伪科学的骗子，最终坠入地狱；在歌德版本中，浮士德虽然与魔鬼订立契约，却促成了真实创造，最终获得救赎。
他认为，今天社会真正的问题不是邪恶，而是差劲和无能。「99% 的政界政客、商业巨头和企业高管，根本谈不上什么邪恶，他们仅仅是彻头彻尾的无能。」
政治极化、年轻人困境与德国的老人政治
谈到自己过去一篇与自由意志主义相关的文章时，Thiel说，那只是自己某个深夜为卡托研究所线上刊物匆匆写下的随笔，两周后他就发布了正式澄清。自己真正主张的，是对公共生活进行某种「去政治化」和「去剧烈化」，批评对象是那些把全部筹码押在「通过赢得大选来改造世界」上的自由意志主义同僚。
对于全球社会持续极化和温和派领导力衰退，他表示，今天的温和派政治精英低估了技术停滞和代际契约破裂带来的结构性危机。以英国为例，十年内换了 7 位首相，却没有任何一人拿出真正能扭转颓势的方案。
当被问及柏林选举中，极左翼党 Die Linke 整体得票率为 25%，但在 16 到 24 岁年轻选民中高达 47% 时，Thiel说，必须正视年轻一代切身的生存困境。柏林房租高企，新住宅建设受阻，年轻人几乎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
他认为，德国乃至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退化成由老年人主导、为老年人服务的「老人政治」。极端政党之所以能扩张，是因为它们至少公开讨论了温和派回避的痛点，哪怕给出的方案并不奏效。
至于德国选择党 AfD，Thiel表示，其膨胀本质上反映的是建制派政党的无能：它们既没能为德国提出一套具备包容性的经济蓝图，甚至连把财政预算做平的基本能力都不具备。围绕乌克兰、中国和以色列，本应展开充分公共辩论，但他认为 AfD 在这三个核心议题上的答案都错了。
特朗普、万斯与 2028 年问题
回顾 2016 年自己公开支持特朗普，Thiel说，特朗普的出现，本质上是传统建制精英在长期增长停滞、全球化后遗症和中东地缘泥潭上交出糟糕答卷后的必然产物。
他评价称，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内部充满无休止的官僚派系内斗；到了第二届政府，又矫枉过正，把忠诚度测试放在一切之上，结果选出了一批专业能力明显不足的执行者。
谈到自己为何早期支持万斯，Thiel说，自己一直偏爱真正聪明的大脑。万斯具备深厚思考力、思想开放且富有个人魅力，曾在他的 Mithril 基金工作，写出了《乡下人的悲歌》，并在 2022 年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获得他的支持。
对于 2028 年谁会成为两党核心竞争者，原访谈在此处转入下一话题，没有展开具体回答。
阿根廷、赤字与温和派的第三条路
在谈到阿根廷总统 Javier Milei 时，Thiel称，阿根廷像一面镜子，展示了一个社会在经历长达一个世纪「低于平均水平的平庸增长」后会走向何处。他提到，在 1900 年，「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曾是一句流行俚语。
他认为，Milei 面对的是生死存亡级别的问题。对于深陷赤字失控泥潭的西方世界，宏观上只有三条路：像 Milei 那样大幅削减开支、承受社会主义式税收停滞，或者继续借贷，把债务往后拖。
Thiel点名称，像德国的 Friedrich Merz 这样的典型温和派政客，闭着眼睛选择了第三条路。
至于自己为何明知是「不可参选的政客」还要投入大量精力思考政治，他说，自己很清楚并不适合竞选公职，但政治已经渗透进社会每一个毛孔，「它有毒，却又是我们不得不呼吸的空气」。他之所以持续思考政治，是因为一直在努力把那层毒气隔离开来。
欧洲的位置、德国的病灶与财富结构
在中美对抗格局下，Thiel认为欧洲应成为美国可靠的盟友。让欧洲经济引擎重新发动、维持健康商业循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他回顾称，1960 年代末，欧洲曾通过打造协和号超音速客机，在高端航空工业上一度反超；但在今天的 AI 竞争中，欧洲掉队的程度，甚至超过了 1990 年代法国死守 Minitel 局域网时的窘境。
对于德国为何几十年来没有诞生全球性技术巨头，Thiel认为，除了害怕失败的保守文化，更深层的问题是「害怕成功」。欧洲创业者和资本不敢把一家公司的边界推到极致，也不敢像 Elon Musk 或 Mark Zuckerberg 那样构建颠覆性的巨型机器。
他给出一组对比数据：在美国最富有的 50 人中，有 12 人属于 X 世代或更年轻世代，其中 9 人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在德国最富有的 50 人中，有 20 人属于 X 世代或年轻人，但这 20 人全部是家族财富继承者。
Thiel说，几十年来，这片土壤上没有诞生过哪怕一家全新的、规模化扩张的万亿级科技巨头。
德国情结、创始人特质与逆向思维
谈到自己与德国的关系，Thiel说，自己从小在家里与父母、祖父母说的就是德语。德国始终位于欧洲大陆与西方文明的核心枢纽，要拯救整个西方，德国至关重要。
在评价两位联合创始人 Alex Karp 和 Max Levchin 时，他说，顶级创始人往往同时具备一种罕见的「圈内人与圈外人」张力：既有进入权力核心的体制资源，又保留局外人式的破局冲劲。
他提到，Alex Karp 与自己一同毕业于斯坦福法学院，属于典型精英圈内人，但骨子里始终带着边缘反叛者气质；Max Levchin 则在 16 岁时从乌克兰独自来到芝加哥，身上带着近乎凶猛的破局欲望。
至于自己为何长期坚持逆向思维，Thiel说，逆向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捍卫独立思考能力。在一个充满亚当·斯密「扣针工厂」式狭窄专业分工的技术社会里，仍需要为能够横向串联历史、科学、经济学与人类心理学的通才留下空间。
在个人爱好上，他提到国际象棋，称这是一项兼具极致智识美感与危险成瘾性的游戏。
孩子、长寿与对「上传意识」的拒绝
Thiel还谈到，四个年幼孩子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时间尺度。到了 2100 年，他的长女将年满 81 岁。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会被迫去思考 22 世纪的文明会变成什么样。
在健康与长寿领域，他把自己的兴趣追溯到培根、富兰克林和孔多塞所代表的早期现代性乐观主义。在他看来，科学最根本的使命，本就是解除人类生存困境，最终攻克绝症与死亡本身。
他认为，今天社会对这一目标的集体放弃，是明显的文明倒退。如果把生物学重新理解为一门底层信息科学，那么衰老过程本质上就是可计算、也可逆转的。
Thiel说，自己当前最重要的押注，是彻底攻克脑萎缩、认知障碍症与阿尔茨海默症。
他同时强调，自己的本体认同始终扎根于物理肉身，并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他追求的是肉体寿命的真实延续，而不是把大脑意识切片上传到某个云端程序中；在他看来，冰冷代码并不能构成真正的自己。
「敌基督」与初现雏形的全球威权主义
在访谈最后，Thiel回应了自己那道著名问题：有什么真理是他深信不疑、但几乎所有人都不认同的。
他说，三年前自己开始公开做关于「敌基督」的系列演讲，当时以为这会是极度离经叛道、充满挑衅意味的观点。但现在他逐渐意识到，这种看法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边缘，很多人私下里其实都承认，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初现雏形的全球威权主义系统。
按他的说法，真正荒谬的地方在于，公开场合里，所有人都说「敌基督」是疯话；但当聚光灯熄灭后，很多人又会在私下里默认他的判断。
访谈尾声：Thiel没有给出答案
这场访谈从 AI 风险谈到技术停滞，从欧洲衰退谈到德国的结构性问题，也延伸到长寿、宗教和全球治理。Thiel没有把 AI 描述成单纯的救赎，也没有接受把技术彻底刹停的方案。
在他的叙述里，过去五十年的数字繁荣，并不足以掩盖物理世界的停滞；社会对技术的道德化审判，很多时候也只是对平庸与无能的遮掩；而以「安全」为名的全球治理呼吁，则可能把世界推向更集中的权力结构。
不过，面对「我们究竟是在奔向救赎，还是奔向终局」这个问题，Thiel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访谈结束时，他也没有留下任何安慰式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