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Axel Springer CEO 马蒂亚斯·德普夫纳主持的「MDMeets」访谈中，Peter Thiel围绕技术停滞、AI 风险、西方政治极化、欧洲竞争力与个人世界观展开了一场长谈。他给出的核心判断是，西方过去几十年并未进入持续加速，而是长期停留在「比特快进、原子停滞」的结构里；AI 的出现，反而让这套判断更难被否认。
Thiel重申「停滞论」：比特狂飙，原子停滞
面对「AI 是否发展过快」的问题，Thiel表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调整过看法，但仍坚持二十年前提出的「停滞论」。他称，自 1970 年代起，整体科技发展速度已经放缓。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和软件推动了虚拟世界的高速扩张，但物理世界的突破非常有限。
他把这种差异概括为「比特」与「原子」的分化：前者高速推进，后者长期停滞。机械工程、化学工程、航空航天等与实体工程相关的学科，在他看来早已不再是年轻人追求成功的主流路径；核工程更是在 1980 年代就被普遍视为糟糕的职业选择。
Thiel认为，这种全面放缓是现代社会多重系统性危机的根源之一。经济失去增量后，赢家与输家的关系会更像零和博弈，政治也会随之走向更强的极化。即便 1990 年代末的互联网曾带来巨大增长，它仍未把文明推入新的质变阶段。AI 也许比互联网体量更大，至少具备重新拉动增量的潜力，「无论随之而来的是蜜糖还是毒药」。
他还说，正因为 AI 已经出现，如今几乎没人再能轻易反驳「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我们其实一直在原地踏步」这句话。
AI 灭绝风险：不是零，但也不能因此永久刹车
谈到 Dario Amodei、Sam Altman 和 Elon Musk 近期对 AI 失控风险的警告，Thiel表示，相关争论的维度非常庞杂。对于那种类似《黑客帝国》或《终结者》的极端灾难场景，他个人并不认为概率很高；但他也补充说，哪怕毁灭概率只有 5% 或 10%，也足以让人不安。
在他看来，这类公共讨论最危险的后果，是把社会推向一种极度防御、甚至彻底保守的「预防性」死胡同。针对一项向六大主流大语言模型提问「AI 是否存在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且得到 1% 到 10% 概率区间的实验，Thiel回应称，可以先假设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生存危机，因为没人能保证概率绝对为 0%。
但他强调，这不意味着社会必须永久踩死刹车。如果为了绝对安全而停止演进，文明在多个维度上停滞，社会本身就可能迅速失稳。按他的说法，欧美中产阶级之所以还能承受当下，一个重要心理支柱是相信下一代会过得更好；这背后对应的是代际契约，即一代代人在物质财富、医疗健康和社会流动上的渐进突破。
一旦这份契约被撕毁，社会会以极其扭曲的方式陷入混乱。他直言，零增长从来不是中立状态，而且时间也无法倒退。
全球刹车的代价：世界政府设想与西方单边放缓
当被问到现实中是否可能给 AI 踩刹车时，Thiel的回答是，理论上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真正深度、无缝的协同，技术刹车才可能成立。但这背后意味着一个拥有绝对实权和强制执法能力的单一世界政府。
他表示，自己骨子里的古典自由主义会把这种方案视为「跳出油锅又掉进火坑」，甚至可能是一种比疾病本身更危险的疗法。更现实的结果，在他看来，可能只是制造出一套充满跨国会议和空洞宣言的伪全球治理。
他还提到另一种风险：西方单方面放慢脚步，而「大洋彼岸」继续全速前进。Thiel举例称，教皇最近发表了一份关于 AI 的通谕，并将其称为一份「反 AI 通谕」。他认为，大洋彼岸的执政者不会听教皇的，但成千上万的西方人会认真对待，最终客观效果只是让教皇成了对手阵营里的「有用的傻瓜」。
对于「对手是否通过美国社交平台散布反 AI 恐慌」这一说法，Thiel表示自己没有深入研究具体证据链，但倾向于相信这是真的。不过他同时说，真正把西方拖入困境的，仍是西方内部自己的选择与行为。
他以 Greta Thunberg 为例称，自己当然也想把她简单归结为对手阵营派来的代理人，但她其实完全是西方社会内部滋生出来的产物。即便她个人的巅峰期可能已经过去，西方社会自我内耗的次数仍然太多。
美国为何更焦虑，欧洲为何更迟缓
在 Thiel看来，美国出现更强烈的反 AI 情绪，恰恰因为真正的技术质变发生在美国，而欧洲已经被甩在后面。美国本土企业正承受必须借助 AI 重构业务的巨大压力。
他以 Palantir 的业务为例称，美国企业级客户的销售增速正在急剧爆发，每家公司都被「不加速就出局」的紧迫感追着跑。相比之下，欧洲仍被深层惰性笼罩，普遍抱着「可以再等等，今天能推到后天做的事就不要明天做」的态度。
技术不一定邪恶，更多时候只是差劲与无能
Thiel说，大众已经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利益分配因此越来越像残酷的零和厮杀。AI 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如果无法重新拉动增量，政治光谱两端的力量只会继续扩张。
谈到社会为何总习惯对新技术做道德审判时，他区分了两套不同刻度：在道德意义上，「善」的反义词是「恶」；在功能意义上，「好」的反面只是「差劲与无能」。
他举例说，法拉利可以被称为一辆「邪恶」的车，因为它每加仑油耗惊人；而东德小车 Trabant 则是一辆「差劲」的车，因为它几乎根本开不动。一个邪恶的人，至少还具备贯彻意志、达成目的的能力。
他又把这一判断延伸到《浮士德》的两个版本：在马洛笔下，主角是个搞劣质伪科学的骗子，最终坠入地狱；在歌德的版本里，浮士德虽然与魔鬼订立契约，但结局促成了真实创造，最终获得救赎。
Thiel认为，当下社会真正的问题，是「差劲和无能」而不是纯粹的邪恶。他直言，99% 的政界政客、商业巨头和企业高管，谈不上邪恶，只是彻头彻尾的无能，而这才是最该被正视的问题。
自由、去政治化与温和派失灵
谈到自己过去在卡托研究所相关刊物上的一篇文字时，Thiel说，那是某个深夜匆匆写下的随笔，发表两周后他就写了正式澄清。他真正主张的，是对公共生活进行某种「去政治化」和「去剧烈化」，批评对象则是那些把全部筹码押在「通过赢得大选来改造世界」上的自由意志主义同僚。
对于全球社会持续极化与温和派领导力衰败的问题，他表示，今天的温和派政治精英低估了技术停滞与代际契约破裂带来的结构性危机。以英国为例，十年内更换了七位首相，但没有任何一人拿出真正能扭转社会颓势的方案。
德国年轻人、极端政党与AfD
在谈到柏林选举时，主持人提到极左翼党 Die Linke 整体得票率为 25%，但在 16 到 24 岁年轻选民中的得票率高达 47%。Thiel回应称，必须严肃看待年轻世代真实的生存困境。以柏林为例，房租高企，新住宅建设受阻，年轻人几乎看不到向上流动的机会。
他认为，德国乃至大半个欧洲已经退化为一套由老年人主导、服务老年人的老人政治。极端政党之所以能不断扩大影响，不是因为它们真的提出了有效方案，而是因为它们至少在公开讨论那些温和派回避的痛点。
至于德国选择党 AfD，Thiel表示，其膨胀本质上反映的是建制派政党的无能：它们既没能为德国提出一套具备包容性的经济蓝图，甚至连把财政预算做平的基本能力都不具备。不过在乌克兰、中国和以色列这三个外交议题上，他认为 AfD 给出的答案「全部是错的」。
特朗普、万斯与2028年前的美国政治
回顾 2016 年公开支持特朗普的决定时，Thiel表示，特朗普的崛起，本质上是传统建制精英在长期增长停滞、全球化后遗症以及中东地缘泥潭上交出惨白答卷后的必然产物。
他评价称，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内部充满无休止的官僚派系内斗；到了第二届政府，又矫枉过正，把忠诚度测试置于一切之上，结果选出了一批专业能力严重不足的执行者。
谈到 J.D. Vance 时，Thiel说，自己一直偏爱真正聪明的大脑。Vance 具备深厚思考力、思想开放且富有个人魅力，曾在他的 Mithril 基金工作，写出《Hillbilly Elegy》，并在 2022 年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获得他的支持。对于 2028 年谁会成为两党最核心的竞争者，原文在此处未给出 Thiel 的具体回答。
米莱、赤字与欧洲在中美之间的位置
谈到阿根廷总统 Javier Milei 时，Thiel称，阿根廷像一面镜子，展示了一个社会在经历长达一个世纪「低于平均水平的平庸增长」后会走向何方。他提到，1900 年时，「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曾是一句流行俚语。
在他看来，深陷赤字失控泥潭的西方世界只有三条路：像米莱那样大刀阔斧削减开支、承受社会主义式的税收停滞，或者继续借贷，把债务往后拖。像德国的 Friedrich Merz 这样的温和派政客，在他看来选择了第三条路。
至于为何明知自己是「不可参选的政客」还要投入大量精力思考政治，Thiel说，他很清楚自己绝不是适合竞选公职的人，但政治已经渗透进社会每一个毛孔，「它有毒，却又是我们不得不呼吸的空气」。他之所以持续思考政治，是因为一直在努力把这层毒气隔离开来。
在中美对抗的地缘格局下，他认为欧洲应当成为美国可靠的盟友。让欧洲经济引擎重新发动、维持健康商业循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欧洲为何没有长出全球科技巨头
Thiel回顾称，1960 年代末，欧洲曾通过打造协和号超音速客机，在高端航空工业上实现反超。但在今天的 AI 竞争中，欧洲掉队的程度，甚至超过了 1990 年代法国死守 Minitel 局域网时的处境。
对于德国为何几十年来没有诞生立足全球的科技巨头，Thiel认为，除了害怕失败的保守文化，更深层的问题是「害怕成功」。欧洲创业者和资本不敢把一家公司的边界推到极致，也不敢像 Elon Musk 或 Mark Zuckerberg 那样构建颠覆性的巨型机器。
他给出一组对比数据：在美国最富有的 50 人中，有 12 人属于 X 世代或更年轻世代，其中 9 人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而在德国最富有的 50 人中，有 20 人属于 X 世代或年轻人，但这 20 人全部是家族财富继承者。按他的说法，这片土壤几十年来没有诞生过哪怕一家全新的、规模化扩张的万亿级科技巨头。
德国情结、创始人特质与逆向思维
谈到自己与德国的关系时，Thiel说，他从小在家里与父母、祖父母说的就是德语。德国始终位于欧洲大陆与西方文明的核心枢纽位置；若要拯救整个西方，德国至关重要。
在评价两位联合创始人 Alex Karp 和 Max Levchin 时，Thiel提出，顶级创始人往往同时具备「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动态张力：既有进入权力腹地的体制资源，又保有局外人的破局冲劲。Karp 与他一同毕业于斯坦福法学院，属于精英圈内人，但骨子里仍有边缘反叛者气质；Levchin 则在 16 岁时从乌克兰独自来到芝加哥，身上带着强烈的破局欲望。
至于自己为何始终执着于逆向思维，Thiel说，逆向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捍卫独立思考能力。在一个充斥着亚当·斯密「扣针工厂」式狭隘专业分工的技术社会里，仍需要为那些能够横向串联历史、科学、经济学与人类心理学的通才保留空间。
在个人爱好上，他给出的答案是国际象棋，称其兼具极致智识美感与危险成瘾性。
孩子、长寿、肉身与「敌基督」
Thiel还谈到，四个年幼孩子改变了他对时间尺度的理解。他举例说，到 2100 年，自己的长女将年满 81 岁；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人会被迫去思考 22 世纪的文明会变成什么样。
在健康与长寿领域，他表示，回到 Francis Bacon、Benjamin Franklin 和 Condorcet 所代表的早期现代性乐观主义，科学最根本的使命本就是解除人类生存困境，最终攻克绝症与死亡本身。如今社会对这一目标的集体放弃，在他看来是一种明显的文明倒退。
他进一步表示，如果把生物学重新理解为一门底层信息科学，那么衰老过程本质上是可计算、也可逆转的。他当前最看重的方向，是彻底攻克脑萎缩、认知障碍症与阿尔茨海默症。
不过，Thiel同时明确拒绝把自我理解为可上传到云端的意识切片。他说，自己的本体认同始终扎根于物理肉身，并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他追求的是肉体寿命的真实延续，而不是把大脑意识上传到某种云端程序里，因为冰冷代码并不能构成真正的「我」。
在访谈最后一个问题里，Thiel重提自己三年前开始公开讨论的「敌基督」系列演讲。他说，自己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极度离经叛道的观点，但如今越来越觉得，它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逆向。按他的说法，很多人公开场合会把「敌基督」视为疯话，但私下里却承认，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初具雏形的全球威权主义系统。
访谈尾声：Thiel没有给出安慰式答案
原文最后写道，在硅谷，贩卖未来一直是最容易暴富的生意之一：有人兜售通往神性的超级智能，有人兜售免于毁灭的末日赎罪券，而 Peter Thiel 两种都不想买。
这篇访谈整理认为，Thiel在整场对话中最冷的判断，是把过去五十年的数字繁荣视为一场「比特遮蔽原子」的集体致幻；把社会对新技术的道德审判，看作对平庸与无能的遮羞；也把那些高举「安全」旗号的全球治理呼吁，视为通往单一威权体系的伪善通道。
文章同时写到，真正击中人的部分，不只是他关于浮士德契约、帝国衰退与地缘对抗的宏大推演，也包括他个人生活中的几次停顿：一个押注技术奇点的投资人，拒绝把意识上传到云端；一个相信资本与力量的人，深夜沉迷于没有商业 ROI 的线上国际象棋；一个长期推演零和困局的人，因为算出长女在 2100 年将年满 81 岁，而重新校准了自己的时间坐标。
原文最后称，Thiel没有给出答案，也没有留下祝愿。就像他下过的成千上万盘象棋残局一样，时钟仍在走动，子力已经过河，而真正的对局者，从不提前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