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FlowPost 刊发 Conall O'Reilly 的文章，试图回答一个基础问题：谁在定义以太坊。文章将以太坊描述为一场哲学革命，也是一套通用、共享、中立基础设施之上的文化共识；但落到现实里，它同时又是一组软件工具，以及一项仍在持续推进的研发工程。软件规范、工程实现和持续不断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今天人们所理解的以太坊协议。
哲学如何凝结为协议
文章提出，语言能够承载理性与思想，但任何表达方式都会对理念本身做出简化。以太坊的思想内核，则可以借助数学符号、逻辑计算架构和程序代码被形式化表达出来。也正因此，以太坊协议被视为人类将这套理念落到现实世界时形成的产物。
如果把以太坊协议理解成一种共享计算现实，它建立在三个本体论支柱之上：
- 文化趋同：参与者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协作，就以太坊协议的通用定义达成共识。
- 加密真相：协议在系统内部划定什么算作「真相」。
- 多数代表制：系统之外存在某种社会凭证，经由密码学公证后在网络中生效，用来确认共享现实中多数人的立场。
按照这一框架，各方先围绕协议定义形成文化共识，再建立一套可由密码学核验的真相标准。多数代表机制让参与者可以就以太坊的瞬时状态达成一致。文章称，这种状态定义了以太坊在当下的存在，而观察者之所以能够确认它，是因为他们持有某种来自系统外部的代表凭证。
文中还把协议定义层面的文化共识放在最高位置，认为这构成了真理强主观性的根源。与此同时，弱主观性同样重要：观察者可以基于加密真相建立自己的主观公理，并以此作为后续认知的基础。
在实际网络中，大量独立用户运行同一版本的以太坊协议实现程序，并借助互联网等通信层交换信息。协议定义与网络中的信息交互共同推动以太坊不断收敛、更新状态。每一名参与者依靠协议初始定义、密码学验证和多数代表机制，共同收敛到一个瞬时且确定的网络状态。
文章解释，多数代表机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前状态必须从网络历史中的一连串固定操作中确定性推导出来，但无法假设所有观察者都以同样顺序接收事件，因此需要他们基于各自观测进行投票。由此，数千台运行相同软件的计算机构成的网络，才能就以太坊当前状态达成共识，并让这一通用定义随用户行为实时更新。
从技术定义走向人类协作难题
文章认为，以太坊从一个静态技术定义演化为持续演进、协同运转的网络，底层根基仍然是协议定义层面的文化共识，而这种文化又来自所有关注者理念的总和。
文中提出一个文化悖论：密码学可以判断技术上的对错，但文化没有正式的对错标准，因为文化本身就是自己的准则。支持或反对文化变革的论点往往都带有悖论，人们无法轻易自证其合理性；因为呼吁文化改变这一行为，本身也已经处在它试图改变的文化之内。
与之相连的是治理悖论：如果治理塑造文化，那又是什么塑造了治理。究竟是先有文化共识，再形成治理规则；还是先有治理机制，再以系统化或意识形态方式影响文化，文章没有给出简单答案。
落到以太坊协议及其路线图上，治理被描述为一道人类协作难题。各方不仅要就协议的本质形成共识，还要就协议未来如何调整和迭代达成一致。文章称，在没有企业或国家这类实体作为文化真理根基时，这个问题会格外棘手；如果参与者甚至无法统一共识目标与对象，就更难形成一致意见。
现实世界里的治理机制，往往来自直接的地缘权力博弈，例如「谁掌握最多核力量」。掌握实权的一方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法律、秩序等主观定义。相比之下，以太坊依靠的是软实力：决策更常由那些拥有历史先例形成的文化影响力、深度认同以太坊理念且在生态内具备知名度的人推动。
文章点名以太坊基金会，称其长期扮演以太坊理念事实上的发起机构，因而具备极高的文化影响力。根据文中数据，截至 2025 年 9 月，15 个机构下属的 32 个团队维护着 13 套独立的以太坊协议客户端。
这些贡献研究思路并开发协议的主体，通过全部核心开发者会议（ACD）协同工作。文章称，以太坊协议的治理规则就在 ACD 中逐步确立。相关文档规定了以太坊改进提案（EIP）的设计与评审体系，以及网络升级流程。历史上，ACD 自身的协调流程相对松散，并没有被明确写成固定制度；直到今天，人员组织和角色分工仍更多依赖实践探索，而不是严格的书面规则。
就其工作内容而言，ACD 的任务是协调整个生态，在特定时间点就修改以太坊协议定义的软件分叉达成共识。文中将分叉流程概括为：研究者与开发者提出修改方案，确定变更内容，进行测试，发布最终规范，由开发团队完成代码实现，随后全网节点在指定日期启用改动，形成广泛共识。一次分叉的开发周期通常较长，短则数月，最长可达一年。
以太坊试图回答什么问题
文章把以太坊的核心命题表述为：借助计算实现人类协作，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命题背后的真理根基是一整套带有文化和哲学深度的理念，但给出的答案必须落在技术与架构设计上。换句话说，这种哲学最终必须被转化为可落地的软件协议，以太坊提出的问题才可能真正得到回应。
作者进一步追问，如果以太坊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文中的定义是：以太坊讨论的，是在计算协作语境下「存在」的意义。它的目标，是把图灵机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一个可交互、具备计算存在性的领域。
在单个本地环境中，自主主权可以成立。人类用户能够观察只存在于本机内的计算世界，并对本地环境这套强主观本体拥有完全自主权。当观察者不止一人时，就需要一种最低限度的强主观共识，让人们能够在更大的人际空间中观察与交互。所有观察者本质上都在各自的本地环境中主观定义真理。
文章指出，信息与数据本身并不自带意义，定义与视角才赋予其意义。但真理又建立在稀缺性之上：如果任意观察者都能无限重复某一陈述，这条陈述就不能被认定为真。因此，协作的基础在于对定义达成共识，并在这套正确性框架内保证真实陈述的稀缺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文中举了电子现金的例子。现金被视为一种简单的协作游戏：每名参与者都有余额；只有余额控制者发起并授权的交易，才能减少自己的余额，并等额增加其他人的余额。若有 N 名用户参与这场余额协作游戏，需要完成两件事：
- 就游戏本身达成共识，例如编程规则和所使用的密码学工具；
- 利用这些工具核验游戏瞬时状态的正确性，并在时间维度上持续推进游戏。
在这里，密码学工具构建的是空间维度，用来创造真理所需的稀缺性。账户模型中，每个账户拥有公钥等密码身份；用户掌握私钥，只有余额所有者发起的交易才有效，以此保障操作的稀缺性。
但协作还存在时间维度。想要确定每个人的当前余额，必须厘清所有历史交易的先后顺序，否则无法判断过往事件是否可行。文章认为，这类协作游戏天然嵌入图灵机的执行逻辑中，因为它同时包含存储，也就是余额，以及执行，也就是交易。
更关键的是，把协作模型建立在通用图灵机之上具有根本优势：它能够不受限制地运行一切可计算的游戏。于是，协作被归纳为两个元维度：一是创造真理稀缺性的密码学空间维度，二是赋予协作游戏时序的时间维度。二者不仅定义瞬时状态，也决定未来状态如何推演，这正是文中所说的共识。
在这一层面，共识被视为支撑计算领域存在本体、实现协作的真理根基，无法再继续拆分。文章据此进一步提炼出一套底层架构：以图灵完备的计算模型为基础，预设密码学空间维度以保障机器操作的稀缺性；再加入可寻址的计算存储，定义作用于存储的各种操作；最后把一切封装进时间维度中，从而在不同时间点形成机器状态的结构化真理。文中的通俗表述是：「地址中承载各类事物，这些事物可根据地址内用户发起的操作，随时间发生变化。」
现实中的以太坊技术架构
在更务实的部分，文章把以太坊的落地条件描述为大规模分布式部署。网络中不存在中央协调方，以太坊由大量计算机构成，并实时协同运作。既然共识不可拆分，就可以把它当成架构公理：一组计算机共同确认某个事物的当前状态，并实时处理该事物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在这个框架下，持续变化的状态载体就是以太坊虚拟机（EVM），状态变化来自网络用户发起的通用操作。文章先从存储定义 EVM：存储由程序代码和任意数据组成，通过地址寻址，并绑定密码身份；外部对存储的操作会以消息形式广播到全网，再由预设共识来协调处理。
执行的定义，则被认为是更有意思的部分。文中称，图灵机的执行结果本身不可预测。若要让 EVM 的计算保持确定性，计算过程必须在某处实际发生。但验证执行结果是否正确，与进行原始计算，在算法上是两件不同的事；验证的复杂度不会随着原始计算复杂度同步上升。
因此，证明执行正确性的瓶颈在数据，而不是算力。算力只用于生成结果，验证环节并不需要大量算力。这意味着，理论上可以对任意规模的通用执行达成共识，真正的限制来自网络在存储和传输数据方面的能力。由于数据是有限资源，就必须通过速率限制机制，把网络的数据容量变成可计量资源。
文章接着指出，图灵完备意味着可执行操作集合没有上限。如果把能力写死在架构中，或把预编译功能内置在 EVM 里，反而会不必要地限制以太坊上可开展的协作行为。EVM 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尽可能泛化和抽象，让任何可实现的功能都能通过代码完成。
这种抽象甚至可以延伸到密码身份本身。带有地址的 EVM 代码，可以调用任意自定义验证函数，而不是被限定在某种写死的公钥体系内。文章认为，不只是计算行为需要抽象，以太坊上执行与存储的存在形式也应被泛化，从而在以太坊语境中形成完整的「存在」可能性谱系。
在物理宇宙中，存在天然带有局部性；而在以太坊中，知识具有全局性，所有执行与存储最终都汇聚到同一个由共识确认的真理根。不过，只有验证环节需要全局执行，理想情况下，计算本身应尽量本地化。
文中进一步讨论了数据与执行的处理方式。存储和数据无法被消除，必须以某种形式全局存在；但它们可以被压缩成密码学证明并纳入共识，不需要底层数据在全网逐份复制。数据可用性则可以做泛化设计，通过经济计量实现数据的临时性，并与网络分片相配合。这样一来，即便全网就「数据可用」达成全局共识，数据本身的可访问范围仍可以保持私密。
执行层面也类似。只有那些在同一地址执行路径上发生交集的操作，才需要在同一个局部视图中计算；互不相交的路径与子路径，则可以在各自的执行范围内尽可能并行，由网络观察者按需协同。文中将这种设计归结为：让聚合执行与数据吞吐量均匀分布，在架构层面实现执行与数据可用性的泛化；底层吞吐量的收录、排序和隐私保护，也应依靠网络的多线程协同，而不是让所有节点复制执行同一条单线程路径。
加密真相的边界与观察者问题
文章随后把视角转向一个更根本的限制：以太坊体系内部对正确性的定义，来自围绕协议定义形成的文化共识，也就是网络「能够成为什么」的定义。但仅凭这套内部标准，无法回答网络在现实中「究竟是什么」。
网络从创世以来的真实状态，必须依靠系统外部的信息去推导。这些信息记录了所有观察者的历史行为，也记录了大多数人如何理解事件顺序。给定某个瞬时状态和一组操作，人们可以判断新状态是否符合协议定义；但无法单靠这些条件确认，这些操作及其时序是否会被更广泛的以太坊观察者群体共同承认。文章把这称为共识难题。
从这个角度看，以太坊的空间维度建立在密码学和协议底层组件之上，能够保障状态机上的操作被静态核验；但这些操作是否发生、何时发生，却取决于网络观察者的主观认知。因此，以太坊必须先定义「观察者」，再据此衡量多数代表意见，并解释构成网络瞬时状态的事件。
文章认为，以太坊的特殊之处在于，观察者的定义带有文化层面的模糊性，而大量信息在创世区块引入的强主观性中已经遗失。
为对照说明这一点，文章提到比特币。比特币创世阶段只有静态协议定义，创世区块奖励甚至无法花费，协议在创世阶段没有硬编码系统外部的预设条件。即便中本聪曾预挖代币，在工作量证明共识下，观察者的认知定义仍保持文化同质性，因为它来自系统外部的能源投入。
文章称，以太坊的预挖则在事实上确立了一条规则：现代信标链的现实定义与瞬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创世区块中内置观察者，也就是质押 ETH 者的定义所影响。
作者进一步提出，强主观性与观察者定义必须来自系统外部。联盟链和中心化系统会在协议中硬编码运营者角色，预先主观设定观察者；而比特币这类系统只预设协议定义，再依靠外部通用文化来定义观察者，并形成多数认知。文章举例称，比特币把网络现实状态定义为消耗最多算力所确认的那条链，因而它的观察者本体在文化上更同质，也更抽象。
文中回顾，以太坊在 2022 年前同样采用工作量证明，此后转向权益证明，并依靠以太坊内部 ETH 的稀缺性来构建观察者认知的通用文化。但文章认为，权益证明使用系统内生代币作为观察者代表，代币本体与观察者本体重合，主观代表的问题并没有被真正解决。
特别是对于创世阶段就预挖可质押代币的网络，作者认为它会面临与中心化系统类似的问题：观察者的定义在创世区块诞生前就已存在，并写入协议，因此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通用文化。
文章给出了一组具体数字：当前 1.22 亿枚 ETH 中，7200 万枚来自预挖，剩余 5000 万枚来自工作量证明挖矿。作者据此认为，权益证明下的多数认知会因此出现偏差，因为从一开始，某些主体就被主观赋予了观察者身份。而那 5000 万枚由工作量证明挖出的 ETH，在权益证明体系中的使用，则可以理解为对当年外部能源投入所形成本体的沿用。
信标链如何定义规范状态
在文章的论述中，瞬时协议状态来源于一套界定多数认知的观察者本体。信标链作为以太坊协议内部的组件，承担了推导瞬时现实状态的真理根基。文章将其工作过程拆成四个部分：
- 创世：从创世状态开始，预先设定质押分配，以及网络和虚拟机的初始状态。文章称，以太坊 2022 年权益证明创世继承了 2016 年原始工作量证明网络的状态，同时配置验证者注册表，由验证者通过质押代币获得投票权。
- 历史：回溯质押观察者就网络状态投出的全部投票，梳理观察者认知形成的历史；再按顺序接纳网络感知并达成共识的用户行为，承认多数人认定的事件顺序与事件存在。
- 当前状态：抵达最新、经多数人认可的网络状态，由此形成与其他观察者共享的虚拟机和验证者注册表的规范状态认知。
- 状态转换：在规范历史顶部，观察者继续共同投票，依据虚拟机内用户的实时行为，协同确定下一个规范状态。
文章称，主观创世状态也可以被替换为某个近期检查点，只要观察者主观认定它有效。网络本身和创世状态的定义，都与强主观认知相关。基于协议预设假设，接受「这个历史检查点我认定有效」这样的近期真理假设，就是弱主观性的体现；本质上，是在协议定义这套主观语境中接受某条陈述为真。
权益证明下的信任假设与历史有效性
文章把权益证明下的协议信任假设概括为：按质押量衡量的观察者超多数，也就是 2/3，遵守协议定义下的诚实标准，并保持诚实，其中也包括无意的不诚实行为。只要这项条件在任意时刻成立，网络就能够就当前规范状态达成共识。
反过来，如果这项条件不成立，外部观察者就无法分辨：自己所见的当前状态，究竟来自合法的规范历史，还是来自恶意质押超多数篡改、重写后的历史。也就是说，无论观察到何种网络状态，观察者只能验证它在密码学层面是否可能发生，却无法证明生成该状态的历史，代表了诚实多数的认知。
文章进一步指出，历史的密码学有效性问题更微妙。质押多数诚实这一假设，不仅适用于链结构本身，也适用于历史中发生的全部行为。历史事件是否正确，只在诚实多数的主观语境下成立。若质押多数选择承认一件密码学上无效的历史事件，就意味着质押多数已不再诚实，此时假设失效，所有有效性都会变得模糊。
因此，作者认为人们始终是在假定诚实多数存在。既然这条假设支撑着其余全部有效性，那么如果不信赖多数，仅仅对历史进行密码学校验，本身并没有实际意义。
文中用 DAO 分叉作为例子。文章称，当规范历史中出现一条在你的协议定义下「无效」的事件时，你无法判断这究竟是恶意状态篡改，还是一次全网协同完成的硬分叉升级，只是你的软件版本过旧，无法识别。DAO 分叉正是这样的案例：多数人选择承认一件在旧协议定义下密码学无效的事件，并把它写入规范历史。按照旧协议，这件事无效；但在主观层面，多数人认可它属于主链历史。
文章由此得出结论：密码学验证本身存在天然边界。在协议对于有效性和诚实性的定义框架内，共识可以让诚实多数协同达成一致；但「何为诚实」本身仍然是主观概念，而且会反过来由多数认定的真相所塑造。这也意味着，以太坊的定义带有内在主观性，真理最终仍需要由观察者自己解释。即便个人并不认同网络多数人的看法，也没有人能断言某一种以太坊定义天然比另一种更正确。
从本体论回到工程与参与路径
在收束部分，文章把前述讨论重新压缩回一个工程视角：文化首先在协议定义层面达成共识，成为真理的初始主观公理，并在协议规则内部界定何为正确；在此基础上，才构建出一套可以协同运行的通用虚拟机架构；再通过外部观察者本体形成的多数代表机制，产生共识，使以太坊成为全球共享的计算现实。
就网络运行方式而言，文章给出的概括是：用户向共享虚拟机广播通用操作，网络中的计算机为这些操作排序，并围绕时序投票，最后共同得出以太坊网络的瞬时状态。
作者同时表示，文化本身复杂纷繁，这场革命也并不完美，而参与实现以太坊愿景的路径并不只有一种。由 ACD 所维持的现状，只是定义以太坊的一个相对狭窄的视角。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看法，甚至改变公众对「世界计算机」的普遍认知。
文章最后写道，如果愿意加入，这扇门始终敞开；如果信仰自由，那么欢迎来到建立在以太坊之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