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坊由谁定义:文化共识、加密真相与多数认知之争

以太坊由谁定义:文化共识、加密真相与多数认知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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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Editor
2026-09-29 08:08:11
MarsBit 刊发文章《谁定义了以太坊?文化趋同与加密真相》,围绕以太坊的协议定义、文化共识与权益证明下的观察者问题展开讨论。文章认为,以太坊既是哲学愿景,也是持续演进的软件工程;其运行依赖文化趋同、系统内部的加密真相,以及由外部观察者形成的多数代表机制。文中还讨论了 ACD 治理、EVM 架构、PoS 的强弱主观性,以及预挖 ETH 对观察者定义带来的影响。

MarsBit 刊发 Conall O'Reilly 的文章《谁定义了以太坊?文化趋同与加密真相》,由 Foresight News 编译。文章把以太坊放在哲学、协议工程与治理实践三条线索中讨论,核心问题是:以太坊究竟由谁定义,网络中的「真相」又由什么来确定。

以太坊既是理念,也是软件协议

文章开篇称,以太坊既是一场哲学革命,也是一种建立在通用、共享、中立基础设施之上的文化共识。但在现实层面,它同时是一套软件工具和一项持续推进的研发工程。各类软件规范、工程实现方案以及持续不断的研究,共同构成了人们所认知的以太坊协议。

作者把这种从理念到协议的落地过程概括为「哲学凝结为代码」。在这一框架下,以太坊协议被视为人类探索如何让以太坊理念在现实世界中落地的产物。如果把以太坊协议理解为一种共享计算现实,它建立在三项本体论支柱之上:

  • 文化趋同: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多方围绕以太坊协议的通用定义达成共识。
  • 加密真相:协议在系统内部界定什么可以被视为「真相」。
  • 多数代表制:存在一种来自以太坊体系之外的社会凭证,经由密码学公证在网络中生效,用来确定共享现实中的多数立场。

文章认为,各方先围绕协议定义形成文化共识,再据此建立一套可通过密码学核验的真相标准。多数代表机制让参与者能够协同达成共识,使以太坊拥有一个瞬时状态,用来定义它在当下的存在。这个状态来自观察者的主观视角,也意味着观察者必须持有某种来自系统外部的代表凭证。

作者进一步指出,围绕协议定义形成的文化共识统摄其余一切,这也是「真理具有强主观性」的根源。与此同时,弱主观性在更高层级同样重要:观察者可以基于加密真相作出假设,建立主观公理,作为其他认知的基础。

在网络运行层面,以太坊由大量独立用户组成,他们运行同一版本的协议实现程序,并通过互联网等通信层交换信息。协议定义结合网络与信息交互,推动以太坊持续收敛并更新协议状态。每一名参与者依靠协议初始定义、密码学验证与多数代表机制,共同收敛到网络瞬时且确定的状态。

文章解释称,多数代表机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前状态必须从网络历史中的一连串固定操作里确定性推导出来,但无法假定所有观察者都按相同顺序接收事件,因此需要他们基于各自观测信息进行投票。由此,数千台运行同款软件的计算机组成的以太坊网络,才能就当前状态达成共识,并让这一定义随着用户行为实时更新。

协议治理首先是人类协作问题

文章随后把讨论从技术定义转向文化与治理。作者认为,从静态技术定义演化为持续演进、协同运转的网络,根基仍是协议定义层面的文化共识,而这种文化来自所有以太坊关注者所持理念的总和。

文中提出一个「文化悖论」:密码学能够判断技术层面的对错,但文化并不存在判定对错的正式标准,文化本身就是自身的准则。支持或反对文化变革的论点往往都带有悖论,因为人们不能主张文化应当为了适配其他理念或生存方式而改变,呼吁变革这一行为本身,也属于它试图改变的文化的一部分。

与之对应的还有「治理悖论」:如果治理塑造文化,那又是什么塑造了治理?是人们先达成文化共识,再制定治理规则;还是先出现一套治理机制,以系统化或意识形态的方式去管控、引导文化?

作者据此认为,以太坊协议及其路线图的治理,本质上是一道人类协作难题。各方必须就协议的本质,以及协议未来如何迭代调整形成共识。一旦缺少企业、国家这类实体所建立的文化真理根基,这件事会变得格外棘手。现实世界中的治理机制,往往来自直接的地缘博弈,例如「谁掌握最多核力量」;掌握实权者能够影响甚至掌控事物的主观定义,包括法律与秩序。相比之下,以太坊依靠的是软实力,决策通常由那些拥有先例赋予的文化影响力、深度认同以太坊理念且在生态内具备知名度的人主导。

文章点名,以太坊基金会长期作为以太坊理念事实上的发起机构,拥有很高的文化影响力。截至 2025 年 9 月,15 个机构下属的 32 个团队维护着 13 套独立的以太坊协议客户端。贡献思路、开发协议的主体共同协作,形成全部核心开发者会议(ACD),以太坊协议的治理规则也在这里确立。

文中称,相关文档规定了以太坊改进提案(EIP)的设计、评审体系以及网络升级流程。历史上,ACD 自身的协调流程较为松散,没有明文界定;直到现在,组织人员、分配角色的方式仍更多依靠实践探索,而不是成文的硬性规定。

按作者的描述,ACD 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在特定时间点,协调整个生态就修改以太坊协议定义的软件「分叉」达成共识。分叉流程包括研究者与开发者提出软件修改方案、敲定变更内容、开展测试、发布最终规范、开发团队完成代码实现,随后全网节点在指定日期启用改动,实现广泛共识。这类分叉的开发周期较长,短则数月,最长可达一年。

以太坊试图回答什么问题

文章接着回到更底层的命题:借助计算实现人类协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定义这一命题的真理根基,是一套带有文化与哲学深度的理念,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终必须落在技术与架构方案上。换句话说,必须把哲学转化为可落地的软件协议,才能回答以太坊提出的问题;而协议本身的属性,又受制于人们如何理解这套哲学。

文中写道,如果以太坊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在计算协作语境下,「存在」意味着什么。目标是把图灵机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一个可交互、具备计算存在性的领域。

作者先从本地视角展开:自主主权在本地层面成立,人类用户可以观察仅存在于本机内的计算世界,对本地环境这套强主观本体拥有完全自主权。视角扩展到多名观察者时,就需要一套最低限度的强主观共识,让人们能够在更广的人际空间中观察和交互。所有观察者本质上都在各自本地环境中主观定义真理,信息与数据本身没有含义,是定义与视角赋予它们意义。

但文章强调,真理建立在稀缺性之上。如果任意观察者可以无限次重复某一陈述,那么这条陈述就不能被认定为真。因此,协作的基础是对定义达成共识,并在这套正确性框架内保证真实陈述具备稀缺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举了电子现金的例子。现金被描述为一套简单的协作游戏:每位参与者持有余额,只有余额控制者发起授权交易,才可以扣减自身余额,并等额增加他人余额。若有 N 名用户参与这场余额协作游戏,就需要完成两件事:

  • 就游戏本身达成共识,例如编程规则和所用密码学工具;
  • 利用这些工具核验游戏瞬时状态的正确性,并在时间维度上持续推进游戏。

作者认为,密码学工具构建出空间维度,创造出真理所需的稀缺性。技术上,系统按账户追踪余额,每个账户拥有公钥等密码身份,用户保管私钥,只有余额所有者发起的交易才有效,以此保障操作的稀缺性。同时还存在时间维度:要确定所有人的当前余额,必须理清全部历史交易的先后顺序,否则无法判断过往事件是否可行。

文中进一步指出,这套协作游戏必然内嵌于图灵机的执行逻辑中,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套包含存储与执行的计算游戏。而在通用图灵机之上抽象出协作模型的根本优势,在于它能够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可计算的游戏。

由此,作者把协作归纳为两个元维度:一是创造真理稀缺性的密码学空间维度,二是为协作游戏赋予时序的时间维度。二者不仅定义瞬时状态,也能够推演未来状态。这两个基础组件,就是共识。文章称,作为支撑计算领域存在本体、实现协作的真理根基,共识不可再拆分;从架构目标看,共识是以太坊本体论的核心。

在这一基础上,作者提炼出一套底层架构:以图灵完备计算模型为基础,预设密码学空间维度,保障机器操作的稀缺性;增设可寻址的计算存储,定义作用于存储的各类操作;最后把这一切封装在时间维度内,使人们能够在不同时间点对机器状态形成结构化的真理。文章用一句更通俗的话概括为:「地址中承载各类事物,这些事物可根据地址内用户发起的操作,随时间发生变化。」依托图灵完备的执行能力,这些操作可以是任意通用计算行为。

现实中的以太坊如何落地

在务实层面,文章把以太坊的实际技术架构描述为一种必须大规模分布式部署的协议。由于不存在中央协调方,以太坊由大量计算机组成网络并实时协同。作者把共识视为不可拆分的架构公理,并以此作为起点:一组计算机共同确认事物的当前状态,并实时协同处理该事物随时间产生的状态变化。

在这一框架下,状态持续变化的载体就是以太坊虚拟机(EVM),状态变化来自网络内用户发起的通用操作。文章先从存储定义 EVM:存储由程序代码与任意数据构成,通过地址寻址并绑定密码身份。外部对存储发起的操作以消息形式广播至全网,再依托预设的共识完成协同。

作者特别讨论了执行的定义。文中称,图灵机的执行结果本身不可预测,要实现 EVM 的确定性计算,计算过程必须在某处完成。但核验执行结果是否正确,与原始计算本身在算法上是两回事,核验复杂度不会随着原始计算复杂度同步升高。因此,证明执行正确性的瓶颈在于数据,而不是算力;算力只用于生成计算结果,核验环节并不需要大量算力。

这一点在作者看来意味着,可以对任意规模的通用执行达成共识,唯一限制来自网络存储与传输数据的能力。由于数据属于有限资源,因此需要速率限制机制,把网络数据容量变成可计量资源。

文章还强调,图灵完备意味着可执行操作的集合没有上限。如果在架构中硬编码,或者在 EVM 内部内置预编译功能,就会不必要地限制以太坊上能够开展的协作行为。EVM 的终极目标是极致泛化与抽象,任何可实现的功能都应能够通过代码编写完成。

作者进一步把这种抽象扩展到密码身份本身:带有地址的 EVM 代码,能够调用任意自定义验证函数,而不是局限于写死的公钥体系。不只是计算行为需要抽象,以太坊上的执行与存储的存在形式也需要泛化,从而在以太坊语境下形成完整的「存在」可能性谱系。

文章在这里引入了一个对比:物理宇宙不像以太坊那样被共识包裹,因此宇宙中的存在天然具备局部性;而在以太坊中,知识具有全局性,所有执行与存储最终汇聚到同一个共识真理根。但只有核验环节需要全局执行,理想情况下,计算本身应尽量本地化。

作者认为,存储与数据无法消除,必须全局存在,但可以压缩为密码证明纳入共识,不需要底层数据在全网复制。围绕数据可用性,文章主张做泛化设计:依靠经济计量实现数据的临时性,并配套网络分片。即便全网就「数据可用」达成全局共识,数据本身的访问范围仍可具备私密性。

执行层面也是同样逻辑。只有在同一地址执行路径产生交集的操作,才需要在同一个局部视图中运算;所有互不相交的路径与子路径,都可以在各自执行范围内尽可能并行计算,由网络观察者按需协同。文章称,聚合执行与数据吞吐量均匀分布,可以在架构层面实现执行与数据可用性的泛化。底层吞吐量的收录、排序与隐私保护,依靠整个网络多线程协同完成,而不是所有节点复制执行单一线程。

加密真相的边界与观察者问题

文章随后转向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加密真相本身存在局限。作者认为,以太坊体系内部定义正确性的真理来源,是围绕协议定义形成的文化共识,也就是对网络能够成为什么的定义。但仅凭这一点,无法定义网络在现实中究竟是什么。

网络自创世以来的真实状态,必须依靠系统外部信息推导。这些信息记录了所有观察者的历史行为,以及大多数人对事件顺序的认知。给定瞬时状态与一组操作,人们可以判断生成新状态的操作是否符合协议定义;但无法确认这些操作及其时序,能否被更广泛的以太坊观察者群体共同认可,这正是文章所说的共识难题。

作者指出,以太坊的空间维度建立在密码学与底层协议组件之上,保障状态机上的操作可以静态核验;但这些操作是否发生、何时发生,取决于网络观察者的主观认知。因此,以太坊必须定义「观察者」,用来衡量多数代表意见,并据此解读生成网络瞬时状态的事件。以太坊的特殊之处在于,观察者的定义存在文化层面的模糊性,大量信息遗失在创世区块带来的强主观性之中。

文中把这一点与比特币作对比。作者称,比特币在创世阶段只有静态协议定义,创世区块奖励甚至无法花费,协议在创世阶段没有硬编码任何系统外部预设条件。即便中本聪预挖代币,在工作量证明共识下,观察者的认知定义仍具备文化同质性,因为它来自系统外部的能源投入。

相比之下,文章认为,以太坊的预挖实际上确立了一条规则:现代信标链的现实定义与瞬时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创世区块内置观察者,也就是质押 ETH 的定义。

作者给出的核心逻辑是,强主观性与观察者定义必须来自外部。联盟链、中心化系统会在协议内硬编码运营者角色,预先主观设定观察者;而比特币这类系统只预设协议定义,依靠外部的通用文化来定义观察者,形成多数认知。例如,比特币把网络现实状态定义为消耗最多算力所确认的那条链,其观察者本体文化同质、高度抽象,更接近宇宙本身。

文章称,以太坊在 2022 年前同样采用工作量证明,之后转为权益证明,依靠以太坊内部 ETH 的稀缺性构建观察者认知的通用文化。但权益证明使用系统内生代币作为观察者代表,代币本体等同于观察者本体,主观代表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创世阶段就预挖可质押代币的网络,会出现与中心化系统相同的问题:观察者的定义在创世区块诞生之前就已存在,并写入协议,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文化。

作者进一步给出一组数字:当前 1.22 亿枚 ETH 中,7200 万枚来自预挖,剩余 5000 万枚来自工作量证明挖矿。文章据此认为,权益证明的多数认知会产生偏差,因为从一开始,特定主体就被主观赋予观察者身份;而那 5000 万枚来自工作量证明挖矿的 ETH,在权益证明体系中的使用,可以理解为复用了当年外部能源投入所形成的本体。

信标链如何定义规范状态

围绕上述问题,文章把信标链描述为以太坊协议内用于推导瞬时现实状态的真理根基。作者称,瞬时协议状态源自一套界定多数认知的观察者本体,而信标链正承担这一角色,其工作流程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创世

从创世状态起步,预先设定质押分配以及网络与虚拟机初始状态。文章指出,以太坊 2022 年权益证明创世,继承了 2016 年原始工作量证明网络的状态,同时配置验证者注册表,验证者通过质押代币获得投票权。

历史

追溯质押观察者针对网络状态投出的全部投票,梳理观察者认知形成的历史;按顺序接纳网络感知并达成共识的用户行为,承认多数人认定的事件顺序与事件存在为真,同时仍可以自行开展密码学校验。

当前状态

抵达最新、经多数人认可的网络状态,即达成共识,并与以太坊观察者共享虚拟机和质押验证者注册表的规范状态认知。

状态转换

在规范历史的顶端,与其他观察者共同投票,基于虚拟机内用户的实时行为,协同确定下一个规范状态。

文章补充称,主观创世状态也可以替换为主观认定有效的近期检查点。网络本身与创世状态的定义,都与强主观认知相关。基于协议预设假设,采信「这个历史检查点我认定有效」这类近期真理假设,就是弱主观性,本质上是在协议定义这套主观语境里认定某条陈述为真。

协议信任假设与 DAO 分叉案例

在信任假设上,文章给出的定义是:由质押量衡量的观察者超多数,也就是 2/3,遵循协议定义的诚实标准并保持诚实,无意的不诚实行为也被纳入这一标准。只要这一条件在任意时刻成立,网络就能对当前规范状态达成共识。

反过来,如果这一条件不成立,外部观察者就无法分辨当前状态究竟来自合法规范历史,还是恶意质押超多数篡改、重写后的历史。因此,无论观察到何种网络状态,观察者只能验证该状态在密码学层面具备发生的可能性,却无法证明生成当前状态的历史代表了诚实大多数的认知。

作者认为,历史的密码学有效性问题更微妙。质押多数诚实这一假设,不只适用于链的结构,也适用于历史中发生的全部行为。换句话说,历史事件是否正确,只在诚实多数的主观语境下成立。如果质押多数选择认可一件密码学无效的历史事件,就意味着质押多数不再诚实,假设失效,所有内容的有效性都会变得模糊。

因此,文章称,人们始终是在假定存在诚实多数。既然这条假设支撑其余一切有效性,那么单纯对历史做密码学校验、却不信赖多数,在实践中没有实际意义。现实中的典型案例就是 DAO 分叉:当规范历史中出现一条在你的协议定义下「无效」的事件时,你无法区分这是恶意状态篡改,还是一次全网协同硬分叉升级,只是你的软件版本过旧无法识别。DAO 分叉之所以成为典型案例,正是因为多数人选择认可这件在旧协议定义下密码学无效的事件,并把它写入规范历史。按照旧协议定义,这件事无效;但在主观层面,多数人认定它属于主链历史。

作者据此得出结论:密码学验证本身存在固有局限。在协议对有效性、诚实性的定义框架内,共识能够让诚实多数协同达成共识;但「何为诚实」本身是主观概念,最终又由多数认定的真相来决定。这再次说明,以太坊的定义本身带有内在主观性,观察者需要自行解读何为真理。即便不认同网络大多数人的观点,也没有人能够判定某一种以太坊定义天然比另一种更正确。

从本体论回到工程实践

文章最后把前述讨论收束到工程落地层面。作者总结称,文化在协议定义层面达成共识,作为真理的初始主观公理,在协议自身规则内界定何为正确;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可协同运行的通用虚拟机架构;再依托外部观察者本体形成的多数代表机制,产生共识,让以太坊成为全球共享的计算现实。

对应到网络的实际运行逻辑,就是用户向共享虚拟机广播通用操作,网络中的计算机为这些操作排序,并就时序投票,全网共同得出以太坊网络的瞬时状态。

作者同时表示,文化本身纷繁复杂,这场革命也并不完美,而参与实现以太坊愿景的路径有很多。ACD 所维持的现状,只是定义以太坊的一个狭窄视角;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不同见解,甚至改变大众对于「世界计算机」的普遍认知。文章最后写道,如果愿意加入,这扇门始终敞开;如果信仰自由,「欢迎来到未来。它建立在以太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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